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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破皮之处涂上了药膏。
半小时后，医生完成了那些刮削。他嘱咐说，最好保持不动，不穿衣服，不绑绷带，至少目前得这样。他在伤口涂了一些清凉的抗菌药膏，又提出要给他止痛片。帕特里克再次谢绝。
医生和两个护士开始离去。等他们走远，卢斯停止了溜达。他关上门，拉上窗帘，又从自己的白色工作服口袋中掏出一架带有闪光灯的柯达牌一次性照相机。
“从那里开始，”帕特里克指了指床铺放脚的一头，“把整个身子照下来，包括我的面孔。”卢斯把照相机移至眼前，瞄了瞄，然后退靠墙壁，揿了快门。照相机的闪光灯亮了一下。
“再来一张。”帕特里克说。
卢斯按他吩咐的又照了一张。起初卢斯不同意冒这个险，说需要老板批准。帕特里克生活在巴西和巴拉圭交界处，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还学会了操几句西班牙语。对于卢斯说的话，他几乎都能听懂。而卢斯要听懂他的话，则比较困难。
但关于“钱”的语言是相通的。终于，卢斯明白了帕特里克所说的他将以500美元作为他照相服务的回报的意思。他同意买三架一次性的照相机，拍摄近百张照片，然后连夜送去冲洗，并将冲洗出来的照片藏好，不让医院的人知道，直至他告诉他该怎么做。
帕特里克身上并没有500美元，但他设法让卢斯相信，他是个诚实的人，并不像外面人所说的那样坏。他一回到美国，就会寄钱来。
卢斯不大照相，也不擅长照相。每次拍照，帕特里克都给予合作。他们近距离地拍摄了严重烧伤的胸脯和大腿，拍摄了伤痕累累的两只手臂，还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全身像。为了不被发现，他们拍摄得很快。此时差不多到了中午，另一批护士来上班了，过道响起她们滔滔不绝的说话声。
卢斯午休时离开了医院，并将那些胶卷交给一家照相馆冲洗。
在里约热内卢，奥斯马尔以1000美元现钞买通了伊娃那个法律事务所的一个低薪秘书，让其密告所内最近流传的一切小道消息。闲言碎语并不多。几个合伙人几乎没有透露什么。不过电话记录显示，该所曾接到苏黎世打来的两个电话。根据苏黎世那个电话号码，盖伊从华盛顿查出打电话者在某家旅馆。此外他再也查不出什么了，瑞士人一般是很谨慎的。
该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对伊娃的失踪并无耐心。不久他们私下里的不满便成为会议桌上的正式议论了。她第一天来了一个电话，第二天又来了一个电话，此后便杳无音信。她声称乘飞机赶去会面的那个神秘的委托人无法得到证实。而原先的一些老委托人又不断地询问和抗议。她已经错过了那么多的约会、会议和最后期限。
最后，他们决定暂时将她从该法律事务所除名，等她返回后再作道理。
奥斯马尔一伙人日夜盯梢伊娃的父亲，把这位可怜的老人折磨得坐卧不安。他们监视他公寓的门厅，跟踪他的汽车，在伊帕内玛大街人流如潮的人行道上紧追他不放。他们甚至还放出风声说要劫持他，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以期迫使他说出女儿的去向。但他很谨慎，从不单独露面。
兰西第三次去特鲁迪的卧室，终于发现门没上锁。他悄悄进了门，手里拿着一颗镇定药，还有一瓶她喜欢喝的爱尔兰产的汽水，每瓶售价四美元。他走到床前，默默地坐在她旁边，把药丸递给她，她接过药丸，吞了下去。这是她不到一小时内所吞的第二颗药。然后，她呷了口汽水。
一小时前，警车载着那个胖乎乎的摄影记者离去。两名警察逗留了20分钟，向他们问这问那，显然无意马上提出起诉。一来这是私人住宅，二来新闻人员已被告诫不要前去打扰。加上该记者所在的那家杂志又是北方某地一家低级出版物，完全没有影响。看来他们对兰西的动武还是表示同情，甚至怀有敬意。为防万一，他们要了特鲁迪的律师的姓名。兰西威胁说，如果对方硬要拖他们上法庭，他就反过来告其私闯民宅。
两名警察走后，特鲁迪发了火。她恼怒地抓起沙发上的软垫扔进壁炉，吓得保姆领着孩子奔出了客厅。然后，她瞥见兰西就在身边，便拿他当出气筒，什么脏话都骂了出来。原因不为别的，就为一连串的打击——帕特里克的消息，保险公司的诉讼，法院的限制令，记者的蜂拥而至，再就是兰西在游泳池边揍了一个摄影记者。
不过，此时她已安静了下来。在此之前，兰西也服了一颗药。他见特鲁迪已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宽慰地舒了口气。他想去拥抱她，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说一些动听的话，但此时此刻，这样的方式未必奏效。弄不好，她又会大骂一通。特鲁迪需要镇静，但只能根据她的实际情况来因势利导。
特鲁迪躺在床上，手背盖着前额，闭上了眼睛。室内很黑，其他房间也是这样——帷帘遮得严严实实，电灯熄灭，或仅留有几丝微光。然而屋外路边，人群熙熙攘攘，有的在拍照片，有的在录像，他们正在为报纸和电视台关于帕特里克的可恶报道收集资料。今天中午，她就看见自己的居屋出现在当地新闻节目中，被电视台用做背景，一个傻里傻气的黄脸女人，张着一口大牙，指东道西地评论帕特里克，评论上午帕特里克的妻子提出的离婚诉讼。
帕特里克的妻子！想到这里她不免打了个寒战。她差不多有四年半没做帕特里克的妻子了。她已经体面地安葬了他，然后一边等待那笔保险金，一边试图将他忘掉。当她拿到那笔保险金时，他的一切已经在她的心中逐渐消失了。
唯有一个时刻还能勾起她的痛苦的回忆。那是她和阿什利·尼科尔呆在一起的时候，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她告诉自己的女儿，她父亲回不来了，去了天堂，在那里他过得很幸福。女儿愣了一会儿，然后恢复了原状。这正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儿童所能表现出来的心态。她不允许任何人在女儿面前提帕特里克的名字。这是为了保护她，特鲁迪解释说。既然她对自己的父亲没有印象，就不必勉强她了。
除了这一短暂的插曲，她沉浸在极有活力的寡妇生活中。她去新奥尔良购物，从加利福尼亚订购健康食品，在健身房锻炼，到高级美容院接受按摩和整容。她还替女儿请了一个保姆，以便她和兰西外出旅游。他们迷上了加勒比海沿岸的旖旎风光，尤其是圣巴茨，那里有裸体的浴场。他们同法国人一道，脱光衣服，在海滩上高视阔步。
圣诞节是去纽约商业街购物的好时光。1月可以混迹于韦尔的达官贵人之中。5月又意味着是到巴黎和维也纳去的时候了。他们渴望拥有一架私人小飞机，如同在飞机场遇见的那些了不起的人一样。购买一架旧的小喷气式飞机可能需要100万美元，现在这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兰西声称要去赚一大笔钱，而她总是担心他把赚钱的事看得太认真。她知道，他干的是走私毒品。幸好他只是从墨西哥购进大麻，还不至于有太大的危险。鉴于他们需要钱，她也就不时放他去干此事。
她并不恨帕特里克这个人。无论是死去的帕特里克，还是活着的帕特里克，她都不恨。她恨的只是这个事实：他没死，已经复活了，又回到了复杂的生活中。她是在新奥尔良一个宴会上和他相识的。那时她正和兰西呕气，想另找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最好是既有钱，又有事业。她那年27岁，已经历了离婚之后四年的漂泊生活，正追求一种稳定的生活。而他年已33，依旧单身，也想建立一个稳定的家庭。他刚刚在比洛克西一个挺不错的法律事务所谋得一份工作，而她当时正好住在比洛克西。经过四个月的热恋，他俩在牙买加结了婚。蜜月后第三个星期，帕特里克到外地出差，兰西趁机溜入新房，和特鲁迪过了夜。
毫无疑问，她不能失去那笔保险金。她的律师总得想什么办法，找个法律的漏洞，让她把钱留下来。这是他的职责。无论如何，那家保险公司不能拿走她的住房、家具、汽车、服装、存折、游艇，以及用那笔保险金购买的其他价格惊人的东西。否则，太不公平了。帕特里克已经死了。他的尸体已被埋葬。她已经当了四年多寡妇。这些事实都是不容抹煞的。
如果说他现在还活着，那不是她的过错。
“要知道，我们非杀死他不可。”昏暗中，兰西突然冒出了这句话。他已经坐到床铺和窗户之间的软垫椅中，一双赤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