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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宾馆股权进行转让。1993年4月，中央某部增加3人组成股权转让5人工作组。因鞠建太从1992年起就参与宾馆有关问题的调研和转让等事。对情况比较熟悉，代表中方参加股权转让联络、洽谈及其他事宜，因此成为对外谈判的主要代表。
宾馆决定转让后，虽然曾将有关招商材料向国内外发送，但一直没有实质的进展。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向鞠建太介绍了买主——一位想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外商。当时外商并不在国内，鞠建太与外商在北京的代理人进行了联系，将宾馆的有关材料交给他们，宾馆报价5000万美元。接触几次后，双方有了合作的意向。
1993年4月，外商到京，鞫建太去机场迎接，一起用过晚饭后，约定第二天上午看宾馆，下午正式谈判。
晚饭过后已经回家的鞠建太接到了外商代理人的电话，说外商要单独约见他。
鞠建太以‘’太晚了，而且没车“为由婉拒，但外商代理人的——句”我来接你“让鞠建太无话可说，没有了拒绝的理由。
就这样，在外商的房间里，只有鞠建太和外商两人，原定于第二天的“谈判”提前开始了。
外商：“这宾馆1／5的房间都很小，很难卖的，而且又缺项。
比如说没有游泳池。另外，宾馆离市区比较远。维修保养也很差，不是4星级的标准，顶多就是3星级，卖不出价钱。我看，它只能卖个3星级宾馆的价，也就3000万美元左右。“
面对精明的外商，鞠建太强调：“我们这个宾馆是国家规定的4星级标准，虽然没有游泳池，房间也小，但其他设施非常高档，如大厅是超4星的，可以弥补。”
外商单刀直入地问：“准备卖多少？”
鞠：“卖多少，明天谈。”顿了顿，接着说：“您放心，您会满意的。”过了一会，他又问：“这笔买卖，佣金怎么算。”
事发后，外商对检察人员说：“他向我谈起这项生意的佣金，我就明白，他在这问题上是很懂的，在房地产买卖中是一定要有佣金的，这也是国际惯例，所以他问能不能给他一些佣金时，我同意了。按照国际惯例，佣金是付给中间人的，而不是给对方的，我和中央某部的生意，当然不能给中央某部，鞠建太以个人名义向我要，就是说他把自己当作了中间人。”
外商：“按照国际惯例，如果这笔买卖谈成，你可以得到佣金，佣金是转让价的2％，我是个生意人，不会骗你的。”
鞠沉吟了一会儿说：“3500万美元以上，4000万美元以下可以谈，但此事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的，要领导拍板，我会竭力促成。”
鞠建太知道，因日方急于撤走，宾馆的转让价格已降为3500万美元。这一最低转让价已经领导同意，给领导的报告就是鞠建太起草的。
就这样，在正式谈判前，鞠建太将底牌亮给了对方。
底牌既然已经清楚，佣金自然也要谈清楚。外商强调，按这一价格购买宾馆股权，对其公司来讲，生意不很划算，顶多付给鞠建太40万。鞠建太同意了。
第二天上午，鞠建太陪同外商参观了整个宾馆，外商边看边指出饭店许多不好的地方。鞠建太知道他这是为了压价。
下午谈判正式开始。谈判时，外商一开口连他的代理人都吃了一惊，报价比3500万美元还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3650万美元成交。作为谈判的主要代表，鞠建太在股权转让书上签了字，交易“圆满”结束。
按照事先的约定，从1993年底到1994年，鞠建太陆陆续续从外商处共得佣金40万美元。有了钱，鞠建太的生活从此是另一番景象。
（二）
鞠建太常说，一个男人如果没钱就等于没有能力。有了钱，鞠建太成了“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中的一分子，出手也大方起来。
鞠建太的舞友兼女友张某对此颇有感触：“虽然他没有明确告诉我到底得了多少钱，但他此前此后变化很大，我估计不是个小数目。他近几年买的衣服、鞋等都是高档名牌产品，他还经常向朋友炫耀，某件衣服是德国进口的，某件是日本的……1994年8、9月间，他提出，他出资、我出力合作搞项目，亏损算他的，赢利双方5：5分成，12月份，他两次去湛江考察项目，往返机票、住高档宾馆的费用全部自己掏腰包。他曾得意地说，连某某看到他在湛江的高档消费都惊叹他花钱如此大手。他经常请朋友吃饭，从不去普通餐厅，只去高档的饭店，如天伦王朝、国际饭店等，每次两人消费少则三五百元，多则一两干元。”
虽然金钱让鞠建太随心所欲，然而，自从拿到钱后，宁静就远离了他。同样与鞠建太跳舞认识的另一个女友赵某深切感受到了他的不踏实：“他常跟我说‘这么多钱放在哪儿呀？’、‘我要把这笔钱合法化’之类的话。他还说他女儿要去国外，可以把这笔钱说成是女儿给的。”
因为害怕受到怀疑，除了花掉的一部分，鞠建太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家里，直到1996年9月，他觉得事情过去很久了，没什么风声，才把钱存在银行里。为了保险起见，他不仅用自己的名字，还用女儿、儿子、爱人的名字，把钱分别存在不同的银行里。
钱能够给人自信，但如果将自信建立在金钱堆积起来的海市蜃楼上，坍塌是必然的，只是迟早而已。虽然鞠建太自认为此事做得机密，除了他和外商外无人知晓，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
1999年初夏，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接到了举报电话，天罗地网慢慢地罩在了鞠建太的头上。
为了摸清鞠建太的存款情况，办案人员顶着酷暑跑遍了北京市大大小小的银行，发现鞠建太用女儿、儿子、爱人名义存款共计29万美元，而通过中央某部对鞠建太家庭收入和亲属状况的调查，他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合法收入！
当办案人员出现在鞠建太面前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鞠建太一下子呆住了，紧张之下，他不停地喝水。终于，做贼心虚的鞠建太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精神已完全崩溃的鞠建太剩下的只有悔恨和恐惧，被拘捕后，他写下了足以表达他心声的《满江红》一词：“一夜未睡，三更起，乌鸣初歇。铁窗内，几多惊梦，岁月如铁。三十八年跟党走，一失足成阶下囚。莫回首，悔从悲中来，泪如血。凌云志，成空梦，雄心在，意未泯。展英姿，几度国门补缺。东去平壤充贵客，钓鱼台内话英烈。叹流水落花春去也，空悲切。”
鞠建太跌倒了，跌在潜伏在脚下的坎坷上。但这坎坷并不意外，因为造就这坎坷的正是早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暗自长大的贪欲。愿这前车之鉴能够给更多的人以警醒。
律师泄密蹲班房
钟红
2000年8月，湖北荆门市京山县一起特大贩毒案已告侦破，并由京山县人民检察院顺利移交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就在这时，县公安局局长突然来到检察长的办公室，“案情发生重大变化，看守所发现一些与贩毒案有关的案卷复印材料”。局长、检察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果断做出“查”的决定。随后检察官们迅速展开侦察，仅2天时间就成功侦破了此案。原来泄密人是京山县某律师事务所见习律师王某。
2000年8月16日上午，王某受贩毒嫌疑人邓某妻子邀约，一同驱车到县法院，王某以邓案诉讼辩护人助手的身份，申请查阅贩毒一案的案卷材料，同时提出复印材料的要求，经同意后，王某将该案的全部材料拿到复印室，复印材料共101页。回到律师事务所后，王某按照邓妻的要求，将其复印的邓案材料101页给邓妻看，事后又同意邓妻将此材料拿到街上的打字复印部复制了二套，共202页，分别装订成册。当天下午，邓妻将其复印的二本邓案材料，一本交给当日值班干警姜某某“帮忙”送进看守所。另一本尚未来得及处理，就被值班副所长查获并及时向公安局领导做了汇报。8月23日清监时，被送进看守所的那份材料才被收缴，致使该案卷材料落入在押犯手中，造成严重泄密。经荆门市国家保密局鉴定，这些材料涉及国家机密级的有3项、秘密级的有15项。
今年11月，经京山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认定王某利用其辩护人工作助手的特殊身份，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材料在庭审前严重泄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行为违反了我国《保密法》，触犯了《刑法》第398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拘役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