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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到家后，王孟很快就接到了哈里的电话，在电话中，哈里说已经知道“出了岔子”，并安抚王孟不要丧失信心，他会继续想办法。
2001年8月中旬，哈里“兴冲冲”地打来电话说，他已经通过朋友安排妥当。这次决定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让王盂全家办理一张赴俄罗斯的旅游签证，然后他再通过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朋友给他们全家发放赴美签证，并且王孟一家到俄罗斯旅游的费用由他全盘负责。
对哈里的“特殊关照”，王孟真是感恩戴德，只觉得做牛做马也无法报答。赴俄罗斯旅游签证是小菜一碟，只要找个旅行社报个团就行了。9月，王孟全家办好了赴俄罗斯的旅游签证，打点好行装，变卖了一些不能带走的大物件，然后热烈地与亲友们告别，准备一去就不复返了。2001年9月13日，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王孟一家随着一个旅行团来到了俄罗斯著名的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让王孟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见到的第一个迎接他的人竟然是哈里。看到王孟有些发愣，哈里哈哈大笑，上前热烈地与王孟拥抱。此时，从停在旁边的一辆面包车里突然冲出几个带着照相机和摄像机的人，冲着正在拥抱的王孟和哈里一阵狂拍狂摄。王孟有些疑惑不解，演完了戏的哈里解释说这些都是他的朋友，是一同来接王孟一家的，拍几张照片是留个纪念。王孟也没有多想，带着妻子孩子钻进了面包车。车子发动后，一溜烟地开到当地一家不错的宾馆里。
吃过晚饭，哈里来到王孟的房间，邀请他下楼接受“采访”。
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令王孟有些措手不及，“采访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可采访的？”哈里摊牌说：“白天那些人都是外国著名新闻媒体的记者，比如《纽约时报）、亚洲自由之声、英国BBc什么的，我邀请他们千里迢迢地来采访你是很不容易的，是你的幸运，你应该高兴才对！”王孟压根儿就没想到要接受什么采访，本能地加以推辞。哈里马上变了脸，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次为你们全家办理赴美签证是经过美国国会特别批准的，接受采访是必须的条件，你只有好好配合采访，你们一家到美国的事情才会顺利！”随后，哈里加重语气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你就不要有什么顾虑了，想退已经来不及了。我实际上不是什么律师，我的身份是美国劳改基金会的主任，这个组织你们中国政府很不喜欢。我的中文名字叫吴弘达，想必你也听说过，中国政府也不喜欢我。那些记者在海关口岸已经拍了不少我们合影的照片，你如果去不了美国，回去之后中国警方一定不会放过你！”
吴弘达的话使王孟的脑袋嗡嗡作响，惊出一身冷汗。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域他乡，惟一能帮助自己的只有这个吴弘达，事到如今已别无选择，只能按他说的做。抱着一丝侥幸心理，王孟说：“好吧，我听你的，只是不知道他们采访什么内容？”“是有关中国监狱的内容，都是你熟悉的。要知道对于你们这类赴美签证美国国会要求很严格，你要好好配合，能不能顺利过关，就全看你的态度了。”
接下来的情形完全按吴弘达设计的样子进行：在一间布置停当的房间里，摄像机前是王孟苍白而恐惧的脸，他首先接受的是《纽约时报》记者“循循善诱”式的“采访”：你所在监狱的犯人人数，是否生产出口产品，都是什么类型的产品等。那个记者显然是有备而来，准备得十分充分。而王孟呢，看着吴弘达的脸色一一作答，如果他的答案令吴不满意，他就马上改口，直到吴的脸色缓和了，再继续回答下一个问题。就这样，在吴弘达的微笑里，“采访”完成了，王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最后，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不低，王孟还在一张纸上画出本单位领导的职务级别图，并说如果监狱长是一级，那自己就相当于四级，暗示自己的身份不低，这更加令吴弘达满意。
第二天，吴弘达撂下一句话：“我现在就飞回美国给你们办手续，你配合得很好，相信国会那边会满意的。很快签证就会下来，你就留在这里等消息吧。”扔下一点儿钱后，乘飞机回美国了。
由于吴弘达留下的钱不多，王孟一家不得不退掉了宾馆昂贵的套房，在当地租了一间便宜的民房，静待“佳音”。十几天望眼欲穿的等待过后，吴弘达的电话来了，他首先告诉王孟的是起初答应的采访内容不公开发表的承诺已无法兑现，王孟胡编乱造的话被夸大渲染后登上了2001年10月的《纽约时报》，并已在国际互联网上广泛传播。接下来的消息更是给了王孟致命的一击。由于王孟是警界人员，所以美国国会没有批准他的特殊签证。虽然王孟在电话中一再解释自己不是正规警察，只是普通的编外人员，吴弘达却表示无能为力。这意味着王孟折腾大半年，像提线木偶似的被人牵来绕去，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最终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走投无路的王孟在电话里苦苦哀求吴弘达再想想办法，但吴弘达却轻描淡写地说，如果你到莫斯科联合国难民庇护所申请避难，或许还有一线希望。王孟听后气得浑身发抖：“去难民庇护所申请避难，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是要到美国定居，不是当难民，要当难民我还找你于吗，你这不是在耍我吗！“可是，电话的另一头，早已传出嘟嘟的盲音。
此后，这个大半年来一直非常“热心”帮助王孟的吴弘达，仿佛从空气中蒸发了一样，没有了任何音信。失去了利用价值的王孟一家人像一堆垃圾似的被遗弃在西伯利亚瑟瑟的寒风中无人同津。
直到此时，王孟才彻底醒悟到上当了，吴弘达根本就没打算给他们全家办移民，只是利用他而已。夫妇两人在租期已到的小屋里抱头痛哭，苦涩的泪水交织在一起，分不清是被骗的伤心还是美梦破灭的懊恼。
四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王孟把妻儿送上回国的列车后。去了一趟莫斯科。在莫斯科联合国难民庇护所，王孟了解到，像他这种情况，如果真的要以难民身份申请留美，不仅批准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一旦批准就再也不可能重返祖国，再也见不到亲人们。
到了此时王孟真是走投无路，万念俱灰。
在遭受了最后的打击后，王孟不得不于2002年初重返祖国。
追悔莫及的王孟这样表达自己的忏悔：“……也许等待我的将是法律的惩罚，但是我心甘情愿。如果政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珍惜自己中国公民的身份，用毕生的精力，向世人揭露吴弘达的丑恶嘴脸，提醒中国人不要上他的当。现在有人想出国寻找自我发展的机会，这本无可厚非，但千万不能不择手段，成了别有用心的人的猎获对象，一旦被人利用，轻则众叛亲离，重则损害祖国荣誉。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诫那些想出国的人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千万不要给祖国抹黑！‘’（注：文中王孟为化名）
美金颠倒了他的人生
锦密安
2003年2月28日，在北方B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审判长庄严宣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规定，被告人金富犯有为境外机构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依法没收被告人作案使用工具美能达照相机一架、数码摄像机一架及芯片6张、数码录音笔一支、摩托罗拉V998＋手机一部及非法所得美金60900元。
被告人金富低垂着头，流下了悔恨的泪，认罪服判，没有提出上诉。
自台湾而来的表弟
金富母亲姐妹5人，其中二妹解放前跟随国民党军官丈夫逃到台湾。他们逃台后与大陆亲属一直没有联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缓和，在台亲属开始寻找大陆亲人。经过几番周折，台湾的二姨终于与北方亲人取得了联系；同年4月，金富的二姨、二姨父带着儿子李一林回到了大陆探亲。
亲友们热情款待海外归来的亲人，相互倾诉着离别的悲苦和重聚的喜悦。身居要职的金富举止端庄、谈吐不俗，引起了海外归来的表弟李一林的注意。暗地里表弟对表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李一林可不简单。他是金富二姨的小儿子，台湾军校毕业，曾在台湾海军服役，上过舰艇，也曾做过对外接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