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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人筹划的。
不仅有出版社的标号，而且还有条型码。标号用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注明该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尔市，这是唯一使朋友们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证明，这个出版社的标号和条型码都是盗用的。
但是，盗版集团的强大毋庸置疑，因为才短短几天，全国各省的书市上都出现了这本书，与我有通信关系和没有通信关系的读者纷纷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质询为什么到如此边远的出版社去出书的，有抱怨错别字多的，每天一大叠，家里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我在中国地图上一一划圈，遗漏的地方已经不多。盗版本上注明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惊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萨宇拓路寰亚贸易公司陈雪涛先生写于5月23日的信，他也买到了这本《山居笔记》！陈先生我不认识，他说他“站在世界第三极上”向我表示祝贺，而我则佩服盗版集团怎么如此迅捷地攀上了世界第三极。
这个盗版本故意在版权页上写明印数仅五千册，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稽查在上海文庙的一个书摊老板那里一次就查获了二千七百多册，这还不算几天来已经大量销出的部分。一个书摊就这么多，全市会有多少？全国呢？这是一个难于推算的数字。
盗版本标价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处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读者的身份买了两册，每本是三十元。
这个书摊老板被传唤到了公安局，据他交代，书是从北京发来的，北京的发书人告诉他“如果余秋雨来查问，给他一笔像样的钱就可以了。”这口气与几年来我不断接到的深夜电话前后呼应。再问北京发书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与文化传媒界关系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负责人找到了我，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么一本严肃的谈文化的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价去购买？”
我说：“按照惯例，这是被批判的书才享有的价码，人家早就策划的。”
原以为人家的策略是“贬值倾销”，到头来一看，要贬值的只是人，而不是书价。
中国读者好奇，想看看“一个情绪化动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后期仍被判为“反动”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愿意掏钱了。当然我也不否认其中很多购书者是出于对我的信任。
应该承认那些深夜给我打电话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功，我也领略了他们无所不能的力量。难怪他们在电话中的声音总是那么缓慢而浑厚，很有磁性。
得知实情的朋友都责怪我：“那么多正规出版社都在抢，你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年不答应？”
我说：“这就是我的悲哀。原来只有一个念头，怕读者买重复的篇目，现在倒好，全让盗版集团去闹腾了，读者更吃亏。”
四、搏斗的印痕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些天，来自全国各地指证《山居笔记》错别字的信件越来越多，我为了防止读者继续上当，请求《新民晚报》的记者俞亮鑫先生发布一条消息，希望读者不要去买这个盗版本。但据公安局文保处的先生说，这样做至多使上海书摊的老板们暂时把那些盗版本藏匿几天而已。唯一的办法是快速出一个正本。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这样劝我，而我仍然在担心部分篇目与《秋雨散文》重复的问题。万般无奈中打电话给《收获》杂志的副主编李小林女士，李小林说：“《山居笔记》是设在我们杂志的一个专栏，我们正好与文汇出版社在编一套《收获文库》，这书原来就要收在里边的。”她又说：“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秋雨散文》时这个专栏还只连载了一部分，至今大陆读者还没有见到过《山居笔记》全貌，由我们出一个正本理所当然。”
《收获》当然有编印自己专栏的权利，让《山居笔记》回归自己的出生地，我没有理由不同意。而且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其他遏制盗版本的办法。请我的读者们原谅，这本书里有你们也许已经读过的一些篇目，但盗贼当前，只能如此办理了。眼前这本书如果还有一点保存价值，那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末尾留下了一个中国文人与盗贼们搏斗的印痕。
文化，从大概念上说起来是那么神圣庄严，但当它落到实处，往往是一夜夜欲哭无泪的叹息。
一个王朝的背影
一
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遭，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清人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化”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伸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便是例证。民族正统论涉及到几乎一切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个在今后仍然要不断争论的麻烦问题。在这儿请允许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还算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
既然说到了唐太宗，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他更可能是鲜卑族而不是汉族之后。
如果说先后在巨大的社会灾难中迅速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的两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帝王都不是汉族，如果我们还愿意想一想那位至今还在被全世界历史学家惊叹的建立了赫赫战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么我们的中华历史观一定会比小学里的历史课开阔得多。
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异议的。问题是，不能由此而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都押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贱而品格高洁，在清兵浩荡南下、大明江山风雨飘摇时节保持着多大的民族气节！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恋人侯朝宗为抗清扶明不惜赴汤蹈火、奔命呼号的时候，恰恰正是苟延残喘而仍然荒淫无度的南明小朝廷，作践了他们。那个在当时当地看来既是明朝也是汉族的最后代表的弘光政权，根本不要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