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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山居笔记
作者：余秋雨
内容简介：
《山居笔记》一书的定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辘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凯觎和生死与共；…… 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方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才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
作者简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在繁多的头衔中比较重视上海市写作学会一职，因为这个学会由全上海各大学的写作教授们组成，专门研究“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
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其学术成就可见一二。
正文
自序：可怜的正本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的又一本散文集。该书1995年8月在台湾出版。后因全国各省市的书市上出现了大批盗版本，作者迫于无奈，于1998年9月交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大陆版的《山居笔记》。本文为该书的序。有删节。
不知道这算是屈服还是抗争，我终于被盗版者们逼得走投无路，多年坚守溃于一旦，不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
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书，却要在盗版者的逼迫下才交付出版，这是一个让人听不懂的故事。两位略知内情的前辈学者对我说：“你的这些经历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化现象，过去不会发生，今后难于理解，别处无法想像，有记述下来的资料价值。”
有没有资料价值不知道，但是买我书的读者有权利知道一点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有责任向他们作一个交代。
一、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付给一家地方出版社的，到1992年终于改由上海出版，难产了整整四年。出版此书后一路畅销。畅销三个月后开始有第一种盗版本，后来盗版本源源不断，平装精装都有。前年（1996年）夏天去新疆喀什，当地读者要我签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盗版，去年到中国科技大学演讲，要我签名的书中盗版本仍高达二分之一以上。
经常有消息传来，盗版《文化苦旅》的不法书商在湖南、山东、河南、广东等地被查处，消息是确实的，有报道为证，但从来没有哪个机关来通知我查处的结果。有几个专家告诉我，一个不法书商甘冒牢狱之灾而盗印一本书，必须有一个极为可观的印数。这本书被盗印了多少，很难估计了。
盗版本虽然各式各样，但错别字连篇却是共同的。我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受盗版本之害的读者来信，他们多数不知道买到的是盗版本，只抱怨出版社校对不认真，有不少读者还寄来了厚厚的勘误表，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读者看出了是盗版本，来信责问出版社为什么不多印一点。
我打电话问出版社，正本已经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余万册。我突然想起，这本书印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签订过出版合同，当初领取过一次性的字数稿酬，大体上正好与我购买此书送人的款项持平。能否以版税计？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转达过来的意见是：“以前的算了，以后再印可计版税。如同意这样签约，可给一点奖励。”我犹疑了一会儿，也就点头了。
还有没有“以后再印”的机会？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书市间永远在“再印”的盗版本。偶尔也停步翻翻，发现近一二年《文化苦旅》的盗版本在印刷质量上有很大提高，有时书商见我看得仔细就大力推荐，我会支支吾吾地说这可能是盗版本，这一说不要紧，几乎每次都引起书商的勃然大怒。对于街市间的横蛮人我历来是毫无办法的，他们的训斥引来了很多围观的路人，大家很可能以为我是一个企图偷书而被抓住的人，我不知如何辩说，只能红着脸快速离开，背后的书商还在吼叫：“盗版？你才盗呢！买不起书，别到这儿来起腻！”
二、深夜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办，曾问过一位年长的干部，这位干部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安慰我：“好书嘛，多印一点怕什么？”
后来听说河北某地有一个盗印《文化苦旅》的窝点，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经顺便去查询了一下，当地干部说：“农民要脱贫，印一点既不反动也不色情的书，总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当然。人家比我更窘迫。
我周围的朋友说得更达观：“盗版，是在特殊时期普及文化的一条途径，也是对僵硬的出版体制的一种冲击，表面上恶，实质上善，你要看得宏观一点。”
有一位朋友来信说：“书市间见尊著被大量盗版，可喜可贺！惟一的遗憾是错别字太多，弟准备写一篇杂文《盗亦有道》，劝他们今后校对得认真一点。”这篇杂文，不知道后来写出来没有。
想来想去，我只有低下头来，继续写我的文章。新写的文章以“山居笔记”的专栏方式在《收获》杂志连载。
其时，新一轮的散文热已经兴起，书肆间各种散文选本波涌浪叠，我也渐渐被各地的出版社包围了。
他们赶了那么远的路找到我，大多还找了一位我熟悉的作家陪来，请我吃饭，好言好语，最后都扫兴而归。其中最对不起的是北京、天津、广州、湖南、四川、陕西的一些出版社，派来的编辑都是素质很高的文化人，我至今还常常记起那些亲切儒雅而最终失望的面影。我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写的散文不多，选来选去会损害读者。”他们反驳的理由更简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盗版本？因为还有很多读者买不到你的书。”针对我的顾虑，他们规劝说：“你怎么知道所有的读者会买你的一切选本？凡选本都会有重复篇目，到了具体读者那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说来说去，我终于同意家乡出版社选一本老家存档式的《秋雨散文》，东北的“布老虎丛书”编一本专题文集《文明的碎片》，这两本书既选了《文化苦旅》中的一些篇目，也选了正在连载的“山居笔记”专栏中已发表的一些篇目，后者还选了我的一些杂文、讲演和答记者问。
谁能料到，这两本书刚出版，又遇到大量盗版。据“布老虎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