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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也是一种风俗么？郭秘书说，淮河的灾汛素来称作“七下八上”，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洪灾密集期，头天夜里好端端的满天星斗，凉风习习的，让你头一碰枕头，就能睡个死沉死沉的“阎王觉”。可一夜睡过，说不准就没头没脑的大水已毁了龙王庙，就有人眼皮子没揉松就被淹死了，村民精着呢，一般赶在六月份把育肥了一年的禽畜，鸡呀、猪啊的，都宰了下酒，免得鸡汤没炖香，灾难就扑进门了。正阳关一带把这个叫作“打牙祭”。平日里灰土土脸的瘫子村人这一段都养了个红滋滋的腰壮，小伙儿赶在这一阵子去女家提亲，让女方父母落了个锅盈钵满的好想头。
我们又抽着烟在村口瞎转悠，感觉村民们晚饭该撤碗了，就赶紧跨进了第一户，村民梅二锅子家。郭秘书敛起一路的笑脸进了另一户。
门是敞着的，一踏上门坎，我的头皮就开始发硬，一些词儿已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倒腾了几十遍了。我问：“二锅哥在屋吗？”
屋内有一股子汗臭夹杂着腌酸菜或是木质发霉的刺鼻气息，这股怪味一下子扑进我的鼻中。我本能地想，那六月炖母鸡的浓香也未必能盖过这种气味吧。
“在呀在呀，是陈干部吧？”后来我才知道了一个习惯，这一带村民把城市来的人无一例外地唤作“干部”。
他其实是从我身边的暗处猛地站起来的，唬了我一跳。一盏忽闪忽闪的豆油灯只照亮了巴掌大的一块油污桌面。我侧过头看他时，这个满脸短胡碴的四十多岁的汉子，却眼神躲闪地低了低头：“在等你呢陈干部，知道你是省城来的呢。虎子早来招呼过了。”他说完就兀自在原来的长凳上坐下来。
我说：“二锅哥，那就好，我本就不是吃乡里饭的，其实就是来跟你唠唠家常”。
我坐了长凳的另一端。在我后来的多次回忆中，总觉得那天的情景有些怪异，西装革履的我和穿肮脏羊皮袄、腰间系根麻绳子的二锅，坐在一条吱吱呀呀响着的长凳的两端，两个多少都有点木讷的男人，多数时刻是在欲语无措地发呆，冷不丁又在昏暗油灯下冒出一句。隔着回忆的悲悯雾气往回看，这两个人，两个陌生者，倒仿佛是都市街心花园的一个怪诞雕塑。空心的。雕塑旁的交谈不能等同于雕塑的交谈。你眼见的泡沫也不等同于泡沫自身。呵呵，呵呵。
我说：“二锅，我也不算瘫子村的外人，我是梅红的熟人呢。”他侧脸看了我一眼。我说你得给我掏掏心窝子，为啥村里人都不愿撤到大堤后面去，我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通哦，明摆着的好事，咋都躲着呢？我真是纳闷得慌。
他并不搭话，只是叹口气说：“小红妹子挺出息呢”。过了半晌，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起身倒了一杯水给我，说，咱瘫子头的水就是甜，我每次赶集时都喝不惯镇上的水，喝过就泻，涩。
我说：“二锅，你憋不出个说法，我是没法子回去交差的”。
二锅这才转头正面迎着脸说：“其实咱也不是个憨子，咱有一肚子的苦话，就怕你不中听。你要不嫌脏，就到里屋来瞅瞅。今天为等你来叙叙话，我把娘门闺女全撵走了呢”。
二锅捧着油灯带我入了他的里屋，他指着一张宽大的旧床，说：“你瞧瞧这张床！”。
虽然已是饱受了烟熏火燎般的陈旧破败，但这张床原有的精美仍没法子遮蔽住。床架子异常宽大，床盖的四角分别刻着春燕、夏荷、秋雁和冬梅四种图案。我举着油灯，凑近了细致地看，这显然不是一般匠人的刀功，刻法流畅，线条鲜活，木质挺硬，像是花梨木一类。床头的部位嵌着一块一尺多长的石块，一摸则冰透指骨，原来是块凉脑的石膏。床身有多处裂痕和被撞击的窝点。这张床有一种盖不住的奢侈劲头，摆在黄泥垒就的墙壁间，倒如同一个穿着破袄的书生坐在一群穿着破袄的乞丐中间，给人一种貌合神离的感觉。或者像一只体衰牙脱的公狗，站在一群泥塑的假狗中间。我是说，有灵魂的东西总是奢侈的。
见我一脸的诧异，二锅便说：“瞧出了啥名堂了呗？我不是请你看床座子，是请你瞅瞅这四个床脚”。我连忙端着油灯往下瞧，原来四个床脚牢牢嵌入在四根入地的石柱子中，榫头卡着石柱的深槽里，我用力去撼了撼，床却不动分毫。
二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爹在世时常讲，清咸丰头年曾祖在这张床上生下我祖父。祖父也在这张床上生下我爹。爹在这张床上生下我。我也在这张床上生下我的儿子。我是个粗人，可我也清楚这是咱梅家的血脉、梅家的魂啊。算命先生讲了，那一天要是这张床毁了，我家的魂魄也就断了。我祖父时挖地埋下这四根石柱拴住了床脚，我算来算去，七十多场大洪水过去了，墙倒屋塌了五十多次，可这张床可以说是纹丝没动哦。现在乡里搞什么规划要搬村子，你想想我会砸掉这四根柱子把床移走？呸，除非我死了。”
我站在这张床边，久久缓不过神来。直到二锅端着另一盏油灯进来，我才发现我心中的灯早就油尽而灭了。
多年后，我在桐城县跟我母亲聊起梅二锅子家的床时，母亲说，我们陈家也曾有一张差不多版式的木床，紫檀的，传承了七、八代，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天国鏖战安庆府时，一些趁火打劫的盗匪执火烧村，我们家的那张无法扛在肩上逃亡的床可能被烧掉了。但也有另外的说法，一天，母亲长泪涟涟地告诉我，昨夜祖父托梦给她，说那张床被曾国藩的一位属下抢走并运至洞庭乡村的一个郭姓人生。依然有人在用。只是现在睡这张床的人命薄如纸，又是一名盗贼投胎，再睡下去，寿难正寝。母亲说得有鼻子有眼，细枝末节也纤毫毕现，我当场允诺要去弄回这张床，以慰藉泉下有慧的祖先，但终未践行。母亲还说，一旦儿子结婚，父母自然就会让出床来了。母亲甚至跟我耳语了我们家族史上的一个秘密，新婚夜，初次媾合时，女人须将处女破膜之血涂于床尾的一块白石板上，第二天清晨，家中老人要来确认这块血迹，至于从这血迹上究竟辩出了什么，母亲便语焉不详了。我猜二锅家的床上也一定藏着他无从考据的秘密，或是被过多过猛的洪灾抹掉了。或是早被可悲地遗忘。
从二锅家出来时，我发觉他家的大门门后无栓，门前无锁，二锅说瘫子村户户如此，也从未听过什么遭偷遭盗的事儿。
接下来的一户是梅少忠。他本是村中的孤儿，五岁时父母在一场洪灾中失踪了，麻三叔把他安顿在祠堂的边厢房里，靠全村东一餐西一顿地接济着过日子，自小吃的便是百家饭，穿的是百家衲，少忠倒也争气，十三岁就独垦了外河滩的一块狼不扎窝的荒洼地。那天冬天，他带着被铁锹柄磨得血肉模糊的双手去见麻三叔，七姑一把搂住他，眼圈一酸就哭开了。梅红那年刚四岁，见母亲号啕起来也跟着哭。第二年少忠收的麦子，盖过了村里的许多户，大家都说这娃真出息，又都说他心硬，那么苦也没逼下一颗泪瓣子。麻三叔又作主，将村东头梅朱氏１６岁的侄女许配给他做了堂客，惊蜇日那天在祠堂下的聘礼，一村人东凑砖头西凑瓢地帮他建了两间草屋，从此，算是立了门户。
我跨进门时，少忠媳妇正给不足半岁的娃子喂奶，垂着半边硕大的奶子也不避生，倒是少忠嫌她晦，咬着耳朵半天哄她进了里屋。她一边避一边嘟囔：公驴，公驴。
谈到搬村的事，少忠的一番见解真让我哭笑不得。他说：“我命苦，不识字，但规划图我可是瞅细致了。那新房看着倒是眼馋，搁电视接电话的小处儿都算计周全了，当时老觉着不对滋味。回心一琢磨，坏了，储粮食的地方一点也没留，你说咱一家一年余粮一两万斤呢，这可是命根子啊，这是哪个龟孙子设计的呢？难道麦子敞着烂掉不成。最要命地一点还是我媳妇瞅出来的，你说这连体楼，左右各一家，一层水泥板墙是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