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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瘫子村搬迁，双方都闷着头较阴劲儿，天天都有人来炕头拉呱，除两户外，全村都投了反对票，但总感到这河面下湍流很急，有的人心很乱，想换一种命过，说是现在淮河农村这棵强树上就剩瘫子村这一根弱枝了，不搬，过两年就枯掉了。多数户说，一搬，这树的根就死了，魂就丢了。搬还是不搬，想听听女儿的主张。
梅红把这封信颠来倒去地看，一直看到夜深了，心里越来越郁结，像有一个硬核哽在咽喉上，看着身旁呼呼睡得香甜无比的钟定坤，一下子有火了，嘭地一把将他揪醒：睡！就晓得往死里睡，也不懂把我拿个主意。
钟定坤揉揉双眼，迷迷懵懵地看着她。
（四）
目 光 交 错
风习，有着政治影响力。
————姜斯年教授
我爱着初春的淮河两岸。我在脑中无数次地过滤着瘫子村三月的景物。
一场细雨静静地落着。空无一人的麦地翻卷着无边丛叠的青浪。绵密银亮的雨丝，仿佛把四个省寂寞的村村镇镇都绑在了一起。全是囚徒。雨中的乡村，透出了一种安于天命的和谐。一个早年背井离乡的人，若赶在这样的雨中还乡，他会觉得身子像被砍了头的囚徒般凄惶；一个打算出外闯码头的小伙子，若赶在这样的雨中远行，他会顿感手中的旧木箱沉似一个囚徒被砍下的脑袋，此去的命运也如死囚的往事一般深不可测；一个昨夜内心燥动的寡妇，若赶在这样的雨中坐在屋中纳鞋底，她的心会久违地蹦蹦跳个不停。她会忐忑不安地担心一个脸上长着刀疤、穿黑雨披的囚犯突然闯进来。她的手指会莫名其妙地、不断被锥子扎出血。木门上没有锁，没有那久了便长霉生锈的铜锁，或者铁锁。也就没有锁眼。嗨锁眼无非为了窥视，暗子里把自已打翻了、吐着白沫的自渎。像啪地一声空响，干完了就尝到了失落。乐此不疲？那是骗人的鬼话。肉中有螺丝，拧紧了，越拧越紧。拧断了才更快活呢。两条腿交叉着像缠住了的铁轨，中间堵着黑色的欲望火车。唉，快乐总是这么简单，痛苦才是各怀一副腔肠地复杂着。乡村人哪懂得这些？还不是一样地做了？在寥落无涯的春雨里。
这个时节，农民不到地里劳作，堤上卖油纸伞、盐花生和糖杂的小草摊孤零零地竖着。有人在摊外杀蛇。更多的蛇活在神秘的洞穴里。淮堤上，接踵百里的柳树刚泛出嫩芽，黑中掺青的枝条垂着朝下滴着雨珠。一条鱼在河底生病了，病入膏肓，但没有人看见。这条鱼把腮内深藏的一滴水也懊恼地吐出，想让它像其它水滴一样，逝向东海。有如此寂静诗意的时刻，在淮河流域是很短暂的。这一带春季很短，晃一晃眼就逝去了，也仿佛只为凑足四季的轮回才勉强光顾这里。猛地，这场细雨收住了，人们从还湿着的空气中突然感觉到一阵阵似有似无的沉闷，像顺畅的呼吸猛然有一口气没提上来，皮肤上憋出了一层薄汗。这就是夏天到了。接着就会有突如其来的暴雨和洪灾。沿淮的人家都说春雨贵如油，珍惜着呢。十年春天中，往往有一两年摊了个久雨不睛的坏天气，瘫子村人便要举办仪式“扫睛”。由独生女家用秫秸和纸扎糊成“扫天婆”。供它吃青色的蛇胆。双手分别执扫帚和搓斗，悬在屋檐之下，雨停后取下，陪黄表纸烧掉送上天去，向龙王爷酬谢止雨利耕的恩惠。农历二月二的“土地会”上，麻三叔也要率全村老少抬菩萨“钉桩”，预测当年水情，判断年成丰歉。等到开耕时，由村长梅虎扶着第一趟犁，鸣放鞭炮，鞭炸春牛，这叫做“劝春”，大忙就开始了，田间日夜是干活的人。可此刻细雨飘扬，寂静比春天慵倦的梦还要深。有人睡着，像一条晾干的蛇皮。
乡政府秘书郭建辉匆匆下了淮堤，赶往瘫子村，他要把搬迁后的新村规划图纸送达每家每户。昨晚王清举召开了一个会，分析绝大多数村民不主张搬迁的原因，探讨解决之道。大家七嘴八舌地谈到了深夜，白炽灯照着扯皮会，十二个人参加的会上竟出现了四种互不相让的调子。
一是“剪刀论”，认为农民中目不识丁的人一抓一大把，不敢说愚昧，至少可以讲多数人鼠目寸光吧。跟他们讲道理，人多嘴杂，众口难调，要讲到猴年马月？民国开始时，进步青年拿着大剪刀站在街上，去剪那些清朝遗民的大辫子，大家还不是死守活抱着辫子痛哭流涕？宁可掉脑袋也不愿把辫子削掉，哪里需要讲什么婆婆妈妈的道理？剪刀嘎嘎响。剪刀就是道理。渐渐地整个社会都扭过弯来了。现在我们就要对瘫子村人拿出锋利的大剪刀来。要是等到把理说清再下手，许多人脑后兴许现在还长着尾巴呢。理讲得太多、太认真，就会乌烟瘴气。这是瓷器活，得出金刚钻。
二是“和风细雨论”，它批驳了拿剪刀的强制蛮干是一种过时的行为。如今农村的“草根民主”已是绿油油，剪得干净？何况村一级是村民自治组织。万万不可忤逆民心、强奸民意。趁着税费改革非常得民心的时机，我们应该像春风一样温和。人怕就怕尊重二字，本来搬村就是为他们在谋利益嘛。我们应该像细雨柔和，柔和得他们舒坦，柔和得他们发怵，柔得他们丈二和尚摸不到后脑勺。再说，你要搞狂风暴雨式的强逼，出了岔子谁兜着？现在早已不是做官坐轿“当老爷”的时代了。再弄出几百台拖拉机围堵省政府的大漏子，谁有胆子去补？谁出头就丢乌纱帽。风柔雨细，退一万步讲，成不了事，也不会把自已淋成个倒霉的落汤鸡。
三是“鸡头论”，母鸡往哪边晃，小鸡摇摇摆摆地就全跟上趟了。关键是要抓住村里的鸡头，鸡头是谁呢？一个是村民投票选出来的村长梅虎，二是村里公认的主心骨梅麻三。梅虎是梅麻三的崽，还敢悖了他爹？揪住了梅麻三，不愁其他户。现在世界上最高明的管理学家都谈鸡群效应啦。呱呱呱呱，这一招肯定灵，又简单。梅麻三既是个头，就一定比其它人明大局，集中火力攻他一个，弄毁了他，是最好的方案。
最后一个是和稀泥的“渐进论”。把话给每一户说清楚了，愿意搬的早搬，不愿搬的随它去，搬到堤上少受灾的罪。农产品买卖也靠着繁荣的集镇，哪一点不是明摆着的好事儿？新屋还设计了沼气，屎和尿，沤一下，还可以点灯烧饭啦。农民眼皮子浅，不瞅到实惠他不愿挪窝。有了这么强的反差，留在滩上的人自然地就搬上来了，还要我们费什么脑筋？四种观点在小会议室碰得叮当乱响。一向善于拍板定夺的王清举破例地只顾闷头喝茶，莫衷一是。吵得不可开交时，大家都拿眼睛齐刷刷地瞧他，他也只是避开话锋地说道：我看瘫子村老百姓的心态也并非铁板一块，为啥绝大多数人投了反对票？病根子在于我们自已工作太糙了，投票前并没把那个县规划所的图纸拿给他们瞅，人都是有点梦想的嘛，看过了新居，就没人被触动改变主意？我就不信！郭秘书，请你明儿个就把图纸复印送到每一个村民的手中。
出人意料的是，郭建辉把第一份“县乡镇规划设计事务所所绘之滩子新村民居图纸”送给了我。让人惊奇吧，这个棒子撵不出一个响屁的人跟我在一起，竟似换了张皮，不仅擅谈，而且风趣幽默得紧。他说，他小时候理想是做个身骑黄膘马、腰挎盒子枪的绿林英雄，劫富济贫的响马一类的人物，大碗吃肉，娶几个押寨夫人，有点像王清举做船匪的爹。稍大一点，眼看到响马英雄做不了，又好读史书，就想像我一样做个研究英雄的史学家，好比《红楼梦》中所说的，做做意淫英雄的梦而已。再往后，泡泡又破了一个，只好跟着英雄的后面做个跟屁虫。那天在腊八的炕头，眼见着不善喝酒的郭秘书被灌得晕乎乎的，说话渐渐地便少了平时的分寸。
我问他：“你觉得王清举是哪一路子的英雄啊？”
“貌似吧，貌似吧。”他舌头打转了：“大英雄身后跟着大跟屁虫，小英雄身后跟着小跟屁虫。哈哈哈，我郭建辉是跟在地球上最可怜的一个英雄后面的一只最可怜的跟屁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