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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单和恐惧。道路又不熟，走起来高一脚浅一脚，一个趔趄接着一个趔趄。安琳的安危又紧紧地揪住了他的心。
走不一会儿，前面有一个黑黝黝的人影朝他走来。郭沫若的眼镜在徐家埠被打掉了，又加上在黑夜中，自然无法看清来者的面目。“如果遇到了敌人或土匪可就糟了！”他想。心里方自吃惊，忽又骤喜起来，因为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性的声音在亲切地唤他：“是郭主任吗？”
“安琳，是我，是我。”
原来安琳是折回头来专为寻找他的。随部队撤退过山以后，安琳发现少了郭沫若，二话没说，返身就往回走。她断定郭沫若仍在刚才交火的地方。在万分危急的时候，一个女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摸黑回来寻找他，这不禁使得郭沫若万分的感动了。他紧紧握着安琳的柔软的纤手，感谢地说道：“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安琳十分动情地说。“我不会忘记这一切。”
两个人相携而行。再走不远，又遇着了两位掉队的朋友，傅君和易君。四个人由田间小径登上一条大堤道。在一个村落里，有一位魁梧的汉子自愿充当向导，他把郭沫若等领到了一座瓦窑厂的前面，当晚郭沫若和安琳傅易二君睡在窑厂内的干草堆上，次日一早醒来，士兵们和那位向导连影子都没有了。窑厂外面还有好几户人家，男的女的都簇拥着来看他们，尤其对安琳的装束倍感兴趣。郭沫若对当地人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幸好安琳在广州住过半年光景，广府话能说一些，于是她就权当了几个人的“喉舌”。
他们已经和部队离散了，郭沫若和安琳等谈到今后的去向，大家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再去香港。这自然需要钱。郭沫若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他很是犯愁地说：“找向导，换装，乘车乘船，凡事都要用钱。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安琳笑了一笑，轻轻拍着自己的裤腰带说：“钱，我这里有呀！”
原来安琳以她女性的特有的仔细，从汕头出发后，把四十块硬洋缝在了裤腰带上，以备急用。易君原是会计，随身带有两百元左右的伙食费。有这么多的钱，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一大批财产了。他们拿了些钱出来买了旧衣服穿上，装扮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模样。此外，凡是身上可疑为“革命”者的东西统统丢掉，就连图章上的姓氏也要磨去，以免被人认清了姓名和身份。郭沫若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把自己用的那一技红色的头号派克笔丢弃，他摇了摇头对安琳说道：“这大约也就是知识分子劣根性的绝好的象征吧，要丢掉它还真不容易的啦！”
“我替你保管着好了。”安琳笑着说，把笔收藏了起来。
吃早餐的时候，那位充任向导的魁梧汉子像游魂一样去而复来，催促他们起身。他用强迫的口吻对郭沫若说：“你们几位呆在这儿很危险，地方上的当局一知道，便要来拿人。我的家离这儿不远，我把你们接去住一段，看看风色再说。”
郭沫若疑心这家伙是当地的土匪，便推辞说：“我们要出海口，到甲子港或碣石港去。”
“那也离不得我。我懂话，除我之外，没人懂。”那汉子执拗地说：“反正，你们有钱，迟几天不关事。”
郭沫若和傅君等面面相觑了一下，不约而同地想：“钱？这家伙是在打鬼算盘吧！”安琳沉静得很，她接过去说：
“我们是落难的，钱都丢光了。”
郭沫若心里筹划着应付这位汉子的办法。他回头对庄主人说道：“请替我们找四根扁担，我们出钱买。我们要装成挑脚，一面也好用来柱路。”他想他们四个人用四根扁担对付一个土匪，还是足够应付的。
“你们也走路吗？”汉子在一旁有点泄气地插了一句。“到甲子港要走好几天，这位女官（指着安琳）至少会吃不消。”
土匪大都欺软怕硬，杀鸡得借用牛刀。所以郭沫若提高了声音，特别夸大地说：“你不要看见她是女的，她还打过仗呢！她从江西的南昌一直走到汕头，难道还怕走不到甲子？”
安琳故意挺了挺胸，好像她是一位巾帼英雄，一位绿林女杰。又拍了拍裤腰处——那里硬硬的本是硬洋，可汉子以为女官腰里别着驳壳枪。
不出郭沫若等所料，魁梧的汉子果然是一个土匪头子。幸好途中又遇着了当地农民协会的一位青年，他几句话便把那汉子打发走了，并主动带路，领郭沫若等到盐酸寮去。这一路上天气晴朗，空气里饱和着浓重的土香和木香，时而有些不知名的鸟儿在山林间清脆地叫着。还有一只活泼可爱的百灵鸟在欢唱，那是安琳又在低声唱着《国际歌》。
盐酸寮是一个富庶而又宏大的乡镇。农会主席把郭沫若等安顿在后山的草仓里潜伏了六天。以后又装扮成盐贩子，冒着大雨用十个钟头的时间走了一百二十里，来到了海边的神泉。因为要等适宜开船的风向，他们在一座侧巷的楼上又住了整整十天。
天天都坐在楼上等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什么书可读，因为言语隔阂，和主人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谈。外边也没有什么风声，只知道场上有不少反动派。危楼临海立，相伴有红妆。久盼风不至，回首徒神伤。
郭沫若和安琳在楼上相伴了十天，无论“红妆”代表女性还是象征革命，安琳都是名副其实的红妆。就她内心的愿望来说，她愿意永远和郭沫若相伴一生。郭沫若自然亦如是。
此刻，他们有时间作倾心的长谈了。谈革命，也谈文学。而当他们回首往事时，又都不免有些黯然：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炮，噼噼叭叭闹过了一阵，结果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
“散了，也就算了吗？”安琳深深地叹息着。“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
郭沫若很有信心地说：“有这些火种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来，而且会从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面上燃鞭炮了。”“啊啊，但愿如此！”安琳望着窗外的海水说。她相信郭沫若的预言会实现的，中国革命的火焰一定能燃烧得更炽烈，更鲜红。然而她和郭沫若的关系，也许只能像燃放的花炮一样，今朝散了——以后也就算了
个人的命运和革命的命运有时并不相同。
这么一想，安琳又不免有些伤感起来。
郭沫若关心的是早一些去香港，而从神泉乘船到香港必须要刮东南风才行。他问安琳：“风向转了吗？”
“哦哦，还没有。”安琳回答道：“刮的仍是西北风。”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去沧海。十天之后，东南风起，郭沫若和安琳乘一艘贷船去了香港。这一次两人是名副其实的“风雨同舟”
（六）贤妻为贵
上海窦乐安路的一栋小弄堂房子。安娜带着四个孩子赁居在这里。周围住的大都是日本人。
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由香港秘密回到上海。他的生活年年都漂泊不定，这次从烽火连天的战场辗转回到了妻儿们的身边，真是有“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欢喜。安娜“惊定还拭泪”自不必说，四个孩子也在楼上欢迎爹爹，喊呀笑呀跳呀，大有“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的样子。可是安娜却把他们喝住了：“嘘！——”
郭沫若正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安娜怕附近有侦探，故而不让孩子们大声嚷嚷。四个孩子乖顺地静默了下来。郭沫若也立刻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他想：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国也是不能久呆的。往哪儿走呢？
最初的计划是全家人去苏联，而且定了行期。可是在12月8日的晚上，郭沫若突然头痛，两眼充血，脸色发红而带浮肿质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观念，是第二性的质。近代一些，高热达四十度。经诊断为斑疹伤寒。由于正在受通缉，他只好偷偷摸摸地住进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私人医院。石井勇和郭沫若是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先后同学，安娜噙着眼泪一再央求他道：“请多多关照，无论如何使他康复。”
石并勇医师认真负责地说：“我会尽力的。”
入院后的头两个星期当中，郭沫若完全失掉了知觉。他的大脑神经好像错乱了，腥风血雨，战场、死亡，从那赤道的流沙中吹来烈火，从西伯利亚的荒原里吹来冰魂，黑夜和他对话，头颅被人锯下，如像肃杀的秋风吹扫残败这一切杂乱无章的影像充塞在他颠倒了的记忆里。
安娜那时正患着慢性肾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