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知站了多久，腿也麻了，脖子也酸了。就在我没注意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我面前蹲了下来。那人问道，喂，小朋友，你是来报到的吗？那声音瓷一样脆，风一样软，蜜一样甜。我顺从地点了点头。她又问道，你还没报名吧？我照旧点了点头。她把我领到她的办公桌前（她的办公桌就在曹老师对面）。我感到她的手很温暖，就像我母亲的手。我想，她的年龄应该跟我母亲差不多。她也和母亲一样漂亮，看上去和蔼可亲。后来我才知道她姓胡，教我们数学。她还有一个女儿叫宋晶晶，在五年级读书。她的儿子叫宋棵，小我一岁，和我同班。她丈夫就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一家人就住在校园内。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还是告诉她我叫李渔，八岁，姓李。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她微笑着说，那你就叫李渔，好不好？我欣然应允，并把那皱巴巴的五块钱学费交给了她。然后心想：她的笑容真美！
她帮我领了一摞课本。在我临走时还帮我整了整衣衫。走出办公室，雨开始一滴两滴在下。学校离家很近，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也可以这么说，算得上有三条路可走。东西面的是两条平坦的大道，可我偏偏就喜欢抄近路回家：穿过学校后面的那片庄稼地。学校西面是一个露天的小型水泥厂，四周也没有院墙。那些人的日子倒也过得很清闲。那一排灰不溜秋的青砖瓦房早已千疮百孔破旧不堪，刺一样摆在那儿，很扎眼。
我回到家时还早。桌上老掉牙的闹钟还在滴滴嗒嗒地响着，好像一个没了牙的老人，用牙龈不停地咀嚼些生硬的食物，却怎么也嚼不碎。我想起我的奶奶，她吃东西时也很吃力。姑姑送给她的糖果她总留给我们吃，当然更多的时候是留给我吃。我的四岁的妹妹却不解馋，常老鼠似的在背地里偷奶奶的糖果吃。
叔叔趁我爸妈不在家又来找我了。他把我拉到门西侧的死胡同里，模样鬼鬼祟祟。这时，雨像个根本就没眼泪的小女孩，为了骗取别人手中的糖果，而故意眨巴着水莹莹的一双大眼睛，一不留神就挤落了一滴两滴眼泪。叔叔不动声色地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我艳羡已久的手枪，然后毫不吝啬地塞到我手里。我有些忘乎所以，手指在枪身上反复摩挲着。叔叔诡秘地说，没纸花就不能打响，你想不想买几张纸花？我乖乖地点头。他又说，那你得给我钱，我帮你买。我说，可我没有钱啊。他佯装生气的样子说，没钱就偷啊，笨蛋。我说，可我不敢
啊。他说，趁你爸妈不在，偷一些他们也不会发现的，怕什么。我心想，说起来倒很容易，可万一被我老爸抓到了，他不打死我才怪呢。他见我犹豫不决，终于甩出他最后的一招杀手锏，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那你就得把枪还给我。这下我傻眼了：我怎么也舍不得这把枪，目前这可是我唯一的玩具啊。要知道，玩具对一个孩子的诱惑决不亚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对于一块面包的渴求。我的心开始蠢蠢欲动。我想起了那个整天挂在墙上的铁盒子，里面装满了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我每天起床时都能看到它。它高过我一头。为了这把枪，我壮了壮胆，决定去偷钱。我搬了张板凳，踩在上面，手臂伸上去仍显得很吃力。我慌忙之中抓了一把硬币，但究竟有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全都给了叔叔，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说起来也怪，头一天上课我就起晚了，早自习没能上。早饭后我去学校时内心很是不安。临走时奶奶从衣兜里摸索了半天才摸出一把小刀，说是留我削铅笔用。那把小刀也不知是从哪儿捡来的，刀身锈迹斑斑。我跑到萍姐和霞姑家，发现她们早已经走了。我只好一个人抄近道，撒腿往学校跑。风在耳畔凉飕飕地吹着。沉甸甸的书包巴掌似的直拍打我的屁股。
我一口气跑到教室。萍姐和霞姑她们已靠近南窗口坐下。由于我没来上早自习，所以前面几排已没了空位。我只好跑到最后一排的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班里的同学我大都不认识，时不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尤其是坐在我周围的几个人，陌生得让我无所适从。可能是互相之间不太了解，我们连个招呼都没打。我掏出课本和文具盒，把书包塞入桌洞。然后用奶奶送我的那把小刀开始削那支刚买来的铅笔。可这把刀的刀口钝得像块木头，削着削着，笔铅就啪的一声断了。再削几下，又断落一截。我停了下来，眼睛盯在我前面的那位女孩的文具盒上，那里面有只精美的铅笔刀，旋转的那种，就是把铅笔插进孔中，轻轻旋一会儿，就像刨木花似的把铅笔刨得十分光滑，铅也十分细。
我碰了碰那位女孩，怯生生地问道，把你的铅笔刀借我用一下，行吗？她转过头，用一种很陌生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一番，然后转过头去，把文具盒塞进那件很漂亮的书包里。我碰了一鼻子灰，心里酸溜溜的。再向左邻右座的两个男生借，他们都爱理不理地把我回绝了。我感觉这有点不可思议，他们干嘛都不愿把小刀借给我用呢？我又不会把它们弄丢弄坏。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不觉得鼻子一酸，委屈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直往下落。我赌气似的边流泪边削铅笔，铅笔越削越短。本来长长一支铅笔，结果被我削成了粉笔般大小。
上课铃是什么时候响的我都不知道，我只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抹个不停。胡老师走到我身边时我也不知道。她轻轻地问道，李渔，你怎么啦？我抬头看了看她，喉咙好像被一块橡皮给塞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低头看了看手中生锈的小刀和半截头铅笔。眼泪就涌了出来，也不知怎的，我的眼泪偏就这么不争气。她看我那半截头铅笔，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她快步走到宋棵跟前，不知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回到我跟前，把一支崭新的铅笔和一只精致的铅笔刀递给我。我感激地望着她，她笑盈盈地看着我。可我的眼泪又不争气了，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紧接着我和大家一起上课。我的第一节课是在激动中度过的，可接下来的语文课又让我陷入莫名的困惑与孤独中。
曹老师看着我的那一刻，脸拉得比裤带还长。她说李渔你给我过来。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惴惴不安地走到她跟前等候发落。她拿起讲桌上的教杆照着我的头狠狠敲了两下。我慌忙用双手抱住头，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她说你把手拿开。我不吭声。这样一来，那教杆又毫不留情地落在我的手上。我垂下双臂，哇地一声号啕大哭。我的头和手臂痛得全没了知觉。她狠狠地说道，不许哭。我的哭声被迫中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了一地。我胆怯地看着她，只敢低声抽噎。她说你早晨干嘛不来上课，人家都能来就你不能。我还在抽噎。班里面静得要命。她说你回到座位上去吧，站着听课。我在座位上站了整整一节课，也抽噎了整整一节课。她在前面讲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听进去。
一连几天过去了，家里人对我偷钱的事还是一无所知，我暗暗松了口气。谁知就在这时候叔叔又把我拉到那个死胡同里哄我再去偷家里人的钱，他口口声声说我那天给他的钱还不够用。我只好跑回家又抓了把硬币给他。
在班里面我跟周围的同学还是不太熟悉，彼此很少答话。那种陌生感和孤独感就好比影子似的尾随着我。这种陌生感和孤独感只有在周末的那天晚上和周日那天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时，我们会兴高采烈地玩些游戏，比如木头过电、捉迷藏、弹琉蛋、大刀砍、敲雪茄、过家家、抽陀螺，那游戏多得能装上几箩筐。人多的时候我当然会说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谁动谁就输了。要不我们就玩木头过电，从一棵树跑到另一棵树。一般情况下，几棵树相距不远，要是一方抓到另一方，那另一方就死了，站在原地等同伴来救。要是全都被抓住了，那就表明另一方输了。双方就要调换位置。有时候我们简直都玩疯了，一个人撒腿在前面跑，一个人在后面追。前面的人为了不让自己被后面的人追着，就撒开腿满庄跑，有时甚至跑得很远很远，再回来时游戏早已经结束了。要是玩捉迷藏就更有意思了，有的人一口气跑到打麦场上的干草垛里躲着，有的人则干脆潜入自家门前的那口地窖里。眼下地窖是空的，里面阴暗而潮湿，散发着霉烂的气息。一旦红薯（我们管它叫白芋）收获，地窖就派上用场了。捉迷藏的家伙实在找不着替身的羔羊，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