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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秋风正凉。枝头的叶片已三三两两开始泛黄。宽敞的庭院里三朵葵花正旺。午后的阳光像位迟暮的美人，面容慵懒而疲倦。闲来无事，我跪在地上看蚂蚁运粮。黑压压的蚁群在我面前熙来攘往。一只大青虫躺在地上纹丝不动，任由蚂蚁开肠破肚后的吮吸或搬运。六只芦花鸡和一只高冠的大红公鸡在我屁股后面抢食吃。院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鸡嘴梆梆的点地声。
好奇地盯着忙碌的蚁群，我的鬼点子就爆米花似的争着抢着往外跳。我先是折一截干枯的柳枝，把长长的蚁群割了一段又一段。可不一会功夫，它们又连成了一条粗黑的线。心想：咳，这样不行，那就干脆吐口唾液淹它们。我在黑压压的蚁群上狠狠的吐了口唾沫。十多只无助的蚂蚁在雪白的唾液里拼命挣扎。满足了幸灾乐祸的心理后，我搔了搔头皮，开心地笑了。突然，从背后伸过来一双大手，猛把我双眼蒙住。我眼前一片漆黑。我说，松开手吧，叔叔，我知道是你。我欲扳掉他铁钳般的大手，却怎么也扳不动。
叔叔已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就住在西隔壁。按理早该结婚了，跟他年龄不相上下的人的孩子已经满庄跑了。独他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其实心里面想老婆都快想疯了。他老爬墙虎似的缠着我爷，让爷爷给他找老婆。我爷爷就说：你啥时学会过日子了，就啥时给你找媳妇。这不，家徒四壁一穷二白，桌面上常杯盘狼籍。吃过饭后，碗筷刷也不刷就扔到锅里，锅盖掀到一边，养肥了一群苍蝇和蚂蚁。看上去脏兮兮的。平时，要是二叔在家，他准乖乖的，让他上东他不敢上西，让他打狗他不敢撵鸡。要不，二叔就把他吊在树上狠狠揍一顿。眼下，二叔已带着二婶子（其实说得简单点，这是他白捡来的老婆，不过在现在看来，他们理应属于自由恋爱，但在当时的农村，这是伤风败俗丢人现眼的事）私奔了。前几天，二婶子的娘家纠集了鬼头鬼脑的一群人，把叔叔家的锅碗瓢盆砸了个精光，就连那两扇木制的大门也给拆了。那伙人觉得这样好像还不过瘾不解愤，连大爷（二叔的亲哥哥）家也被他们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那两扇木门的下场就是：在家门口的池塘里漂了两天。大爷的大女儿，也就是萍姐，为此大病一场。
现在好了，三老爷沿着村后的小路七拐八拐拐到他女儿家去了。三奶奶过早去世，二叔二婶子再一走，家里空得像一口锅。叔叔在院子里翻跟头撂螃蟹都绰绰有余。不过，叔叔实在聪明，他看啥学啥，学啥会啥，一句话：无师自通。他用自行车链制了把打火枪，直把我羡慕得要死。他随手扯几片废纸就能糊一面怪模怪样的风筝，但飞得就是高。此外，他还选了截“Y”形的树杈，买上几根皮筋， 再拴块牛皮，就制成了一把弹弓，天天跑去打鸟。就为这，我像是他的影子，一天到晚跟着他东游西荡，常滚打的像块泥巴。
叔叔说，李渔，走，咱们出去玩。随后，不容我分说，拉着我就往外走。我们穿过一片辽阔的庄稼地，我们像坐滑梯似的从沟顶滑到沟底。这是一条枯水沟，到处野草丛生。一些草已给阳光暖得金黄。我们面对面坐下。他说要讲故事给我听。我说好啊。然后他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说——他突然来个急刹车，哑了似的一声不吭。我迫不及待地问，老和尚说了些什么？他说，老和尚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说——他说得慢条斯理，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停了。我心急火燎地问，又怎么啦？他接下来还是说，老和尚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说——我听的不耐烦了，见他在兜圈子。于是就说，别讲了，别讲了，这是骗人的。他又说要讲第二个故事。他说，从前有个猎人，扛了把没有子弹的枪去打兔子。没听到枪响，连打死八个兔子。然后，他偷了个没底的锅，搭在一堆火上，把兔子放进去煮了吃。结果被一个瞎子看见了，瞎子把这事告诉了聋子，聋子忙让瘸子跑去报警，警察骑了辆没有轱辘的摩托车去抓猎人
我问，结果呢？结果？他想了想，谁知道呢？叔叔每讲一个故事都会说从前怎样怎样，然后怎样怎样，接下来却不知道结果怎样怎样。结果反成了没头的苍蝇，横冲直撞。而且，他的故事不知是自己胡编乱造的，还是从哪儿听来的，全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谁也摸不着头脑，独他嚼麦芽糖似的，越嚼越香。头顶传来大雁凄切的哀鸣。我忙抬头张望。这支训练有素的雁队忽而扯成长长的“一”字排云而飞，忽而又拉成宽敞的“人”字上下起落。
第二天一大早，我背上妈妈拖到深夜才缝好的书包去学校报到。走出家门时，天阴沉沉的。校园里杂草丛生冷冷清清，到处是残破陈旧的迹像。这校园对我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我在幼儿园（其实是这学校的一个幼儿班）呆了一年。在那一年里老师也没教我们几个字，纯粹是放羊式管理。两个女老师轮流坐在前面织线衣，她们穿针引线的手指在我们面前灵巧地晃动了大半年。闲暇时才看着我们做老鹰捉小鸡和丢手绢等游戏。校园里拢共有两排整齐的瓦房。前面一排是看上去很新的红砖瓦房，被一条走廊一分为二。西边是校长家、
体育器材室、图书室和办公室，东边依次是四五年级。后面一排是灰不溜秋的青砖瓦房，幼儿班就在这排房子的最西边。向东依次是一二三年级。各年级仅一个班。由此可知，李庄村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生产队。校园占地二十余亩，青砖瓦房后面是一片几位老师合伙管理的菜园，里面还稀稀落落地栽了几棵苹果树。菜园中央是巴掌大的一口池塘，听说里面养了好些鱼。另外有处挺重要的位置我差点给忘了。我们的学校大门是面朝南的，在校大门东侧坐落着一间小瓦房，里面药味弥漫。它的主人是位满头华发的老头儿，整天笑盈盈一张脸，四年级的班主任，就是在三年后常喊我软皮蛋，还笑我给舅舅写信时把称呼写成“舅舅同志”的那个挺可爱的老头儿。他负责看校，也可能是因为离家太远来去不方便吧。
这时，有些家长已领着他们的孩子来学校报到了。他们围着办公桌交头接耳有说有笑。看着别人的孩子都有家长陪着，脸上漾着幸福的颜色，心里酸溜溜的。终于盼到一个机会，我泥鳅似的身体从一处偶然闪开的空隙里钻了进去。右手抓着书包，眼睛紧盯着面前这位女老师看上去很和蔼的脸。其实我是认识她的。她姓曹，住在我家后面。按村里的辈分我该喊她大娘，若按我母亲那边（我母亲跟她是同村，我母亲就是她介绍过来的，扯起来还沾了点亲戚的边，母亲喊她姑姑，我模模糊糊记得每逢年关母亲都要给她送节礼。现在，我们两家的关系突然淡化了，谁也不理谁。后来才知道她来我家借犁，爷爷说这犁是我们跟二老爷两家合伙买的，他自己不能做主惟恐两家伤了和气。顺便提一下，爷爷跟二老爷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样算来，我得喊她什么姑奶奶还是什么姑外婆，我是搞不清了。平时很少去她那儿玩，这些自然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了。后来，我还听说她小学还没毕业就来教我们，从课堂上她经常念错字这一点就可见一斑。
我说，老师，我想报个名。我欲把身子再向前凑凑，发觉怎么也动弹不了。周围的人把我挤的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很显然，那语气不冷不热。我说我叫李渔。她说，我知道你叫李渔，我在问你大名叫什么？她的语气急速降温。我心想，她这是怎么啦？怎么说变就变？我又没招惹她？可我的大名叫什么来着，叫李、李什么？糟糕，我想不起来了，临来时爸爸啥也没交代，平时也没提过。她又问道，你的户口本呢？干嘛不让你爸爸带你来？我咬紧了嘴唇默不做声。她厉声道，你哑巴了？然后把手一挥，不耐烦地喝道，先站到后面去，别耽误人家。
我噙着满眼委屈的泪水，乖乖地退了出去。泪痕被风干后，我开始打量这间明亮的办公室。虽说不上很大，但对这样一所小学校来说已是绰绰有余。所有的老师都在办公，屋子中央摆了架绿色的乒乓球台，木制的，比我们班级门前的水泥球台宽多了。
不知站了多久，腿也麻了，脖子也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