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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5年的纽约学开车，跟今天可完全不一样。福特公司对那些买车的人提供免费教学。于是我来到销售办公室（大概是在百老汇50多号吧），付了395美金后开回一辆锃亮的新旅游车。我在华尔街上的驾驶课程从此开始了。首先，我必须学会如何发动汽车，这对于初学者而言并非是件易事。然后，推销员教我如何单独或同时使用三个踏板（离合器、刹车和紧急刹车），四个档位，方向标附近的加速和减速器以及手动油门。我还必须随时准备揿响小喇叭——挤按喇叭后面的那个橡皮小球。在第一堂课上，每当我停车时，他总是不耐烦地说：“把你的脚从踏板上拿开。”（大概说了六次吧！）然后我又开始新的尝试。这些练习都是在华尔街上来回进行的，路程大约10个街区，那时华尔街的一端还没有现在的“西端高速公路”，也没有现在这么大的交通流量。半小时之后，他说我可以自己开车了。于是我开车将他送回销售办公室，然后毫不慌张地继续前进，开始了从曼哈顿中心到位于布朗克斯的亨特斯波特公寓之间的惊险旅程。总算我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你也许会问：“你是如何通过驾驶执照考试的？”信不信由你，在那个时候只要有车就可以拿到执照。法律认为：只要你买了车，就会知道如何驾驶，这是件很自然的事。因此，只有那些没有车的人才需要参加考试，以取得一张特别驾驶执照。
尽管很多人对我提出无数忠告，认为我跟洛合买一辆车的计划过于轻率，但我们还是合作得很顺利。我们的协议非常简单；我俩隔天轮流使用这辆车，并且平摊所有的开销——包括像保险这样的奢侈消费。有几次，我们还互相交换使用日期，在我记忆之中我们从未因用车而闹矛盾。
我的家庭，历来认为我是（而且几乎一直是）一名糟糕的驾驶员。他们把我的过错轻易地归咎于我的本性：注意力不集中，而不是缺乏基本能力。但为了替自己辩护，我要指出：在45年的驾驶生涯中，我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一丁点儿伤害，对别人车子造成的最大损失只是擦破了挡泥板，对自己的车子只是弄坏了一面挡风玻璃——在过去经济繁荣的日子里，只要花8美元就可换个新的。
但是你们这些批评家，尽管或因血缘关系或因婚姻关系离我这么近，跟我这么亲密，你们又对我的车子做了些什么呢？你，利昂，还有你，维克多，还记不记得那天你们溜进我的办公室（你们其中之一还拿着个小公文包），沮丧地告诉我，我的车子意外地撞上了电线杆，尽管你们奇迹般地没有受伤，而我的车子却已撞成了碎片？据我回忆，我当时的唯一回答就是，你们是否把碎片装进公文包带回来了。还有艾斯蒂，你这位优秀的驾驶员和严厉的批评家，是不是快活地在派克大街上逆向行驶，然后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并不得不将出租车里的孕妇送到医院去？（我们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整个事件的费用，所以我不知最终花了多少钱。）还有海兹尔，你记不记得1919年那可怕的一天，在长岛的休利特，你开着我们的福特车撞上了一辆万胜车，害得母亲从车门里摔了出去，手里还抱着我们刚出生的孩子牛顿？（万幸的是没有人受伤。）万胜车的主人要我付150美元作为修理费。你坚持说这是强盗行为，你只撞坏了他车子的脚踏板，况且那是一辆老型号的老爷车。我很得体地开了张支票，慷慨地给了他75美元。在一个雨夜，他来到我们在休利特的夏日度假处，抽着烟，但拒绝接受任何少于150美元的赔偿。为了平息这件事，我提出把赔偿金增加到100美元。他冲进瓢泼大雨中，挥着伞叫道，他的律师会来找我们麻烦的。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或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对我们而言，他好像消失在薄雾中——我们从未费心去解开这个谜。
我们自己的汽车前轮轴坏了——虽然出毛病时我们并不知道，但肯定是在那次事故中撞坏的。我们对一辆新雪佛莱轿车产生了强烈兴趣。由于一战后的通货膨胀，它的价格高得惊人，要卖720美元。当地的交易商为了促成这笔买卖，向我们允诺，如果我们现在付清车款，买下这辆雪佛莱，他就负责修好我们的车子，并以250美元卖给别人，当然接下来要从中扣除他的修理费。我有精明的商业头脑，所以使我们的口头协议变成书面合约，他在上边签了字。他修好了我们的车，但找不到买主。在我返回纽约之前，我理直气壮地来到他面前，挥舞着合约告诉他，要么给我们钱，要么至少把我的车子还给我们。他举手投降了，让我们把福特车开回了家。当我们把它开到华盛顿山时，我们马上发现一个邻居很乐意出300美元来买这辆车。就这样，我们从看上去很尴尬的局面里摆脱出来，而且情况比预料的要好些。
但是使我回想起这个故事的真正原因是我的买主和他的车（我们曾深深怀念的这辆汽车）之间的浪漫故事。同当时大多数车主一样，他把他的汽车停在我们的街角上。他是个牙医，在看病间隙，会冲出来为他的车子掸灰尘，或用一块羊皮把他的车擦得金光锃亮，还可能清洗挡风玻璃和座垫套。当我们看到这动人场面时，我们会忍不住暗暗发笑——因为我们想起了几个星期之前他的“罗西南特”①在休利特汽车修理厂里的悲惨遭遇。
①罗西南特为唐·吉诃德所骑的老瘦马。——译者
第九章 真正成功的开始在1919—1929年这段时间里，我在华尔街平步青云，甚至可说是卓有建树。那是段激动人心的时期，我在金融方面的成功接踵而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令人目不暇接，我对自己在华尔街所处的地位及伙伴们对我的尊重深感满意。但并非所有事情都那么一帆风顺。1927年大儿子的去世便是对我的沉重打击。或许由于这件事突然发生在我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因此更令人难以接受。我和海兹尔的婚姻也开始出现了裂痕，但是尽管我们俩都很自命不凡，我们却都没有足够的洞察力认识到这一点，并作出及时的补救。我过分看重物质上的成就，把它当成生活的终极目标，却忽视了精神上的追求。
1920年年初，我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的初级合伙人。这件事当时还登了报。我与公司达成了新协议：除工资外，我还可分享公司2．5％的年利润，同时不需承担任何亏损。比我早两年进公司的丹·罗勃和哈罗德·罗斯也获得了同样的升迁。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告诉我，我的红利要比他们高0．5％，并嘱咐我不要将这一情况泄露给他们。在我享受公司分红的那四年中，每年分到的红利大约为5000美元。
那年我还从事了日本债券的交易，这种敢冒风险的大胆举动使我在华尔街名声鹊起。我有个朋友叫罗·贝拉尔，他放弃了教书的职业去从事金融工作。他在一家大债券公司——邦赖特公司（Bonright ＆ pany）供职。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有一天他领来一位非常年轻的日本人，名字叫三木纯吉。这位可爱的日本小伙子是该国一家大银行在美国的业务代表。这家日本银行希望能在日本市场上销售美国债券。邦赖特公司负责对三木进行美国式投资方法的培训，以期在日本找到销售债券的渠道。
但事情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三木（或者他的上司）很快就发现：买进1906年日俄战争时日本在世界各地发行的政府债券，并在日本国内市场抛出，马上可以赚到巨额利润。这些债券吸引日本投资者的原因在于：投资者有权要求以日元偿付固定的本金和利息，而战后的汇率水平使他们这样做有利可图。这位日本人请求邦赖特公司与他们合作，大批量买进这些债券并在日本销售。但这家美国债券公司忙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