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选入政治局的有：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尚能定期开会，但并不总是全体出席。决定问题常常是在小范围内：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后来还加上日丹诺夫或贝利亚。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部逐渐建立了各种委员会，被称作所谓“五人委员会”、“六人委员会”、“七人委员会”、“九人委员会”正如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像扑克牌中用数字命名的制度是由政治局的专门决议固定下来的。当然，生活是复杂的，问题很多，列宁还在世时，就在中央委员会中经常建立各种委员会。但是，无论委员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所有原则性决定都应该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如果把党的管理职能归结为“五人委员会”的意见，而且在这个委员会中自然也只是“一种意见”——“统治人物”的意见，那么集体领导制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喜欢先听战友们的意见，自己最后讲几句，而这最后几句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决定性的。
在审阅的诸多文件上，斯大林一般都指示“同意”、“赞同”、“可以”，有时，他也把一些文件送给自己的战友，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是通常别人的意见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斯大林在文件上似乎是在征询意见，他写道：
伏罗希洛夫同志。
怎么办？
约·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答复：
斯大林同志。我想，可以批准。
克·伏罗希洛夫
１９３６年４月７日
在下面，还是在这个文件上，接着是一个坚决的批示：
我反对。
约·斯大林紒紞矠
在结论中不提出任何理由就否定他人意见、只是自己说了算数的武断态度逐渐造成了一种局面，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力图首先去猜测斯大林的意见。很多人做得很成功，特别是贝利亚。
虽然斯大林继续公开强调中央委员会工作中集体领导的意义，但是在３０年代中期谁也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对“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有丝毫怀疑。集体领导变成了由集体对“领袖”的决定、结论、方针表示机械的赞同，从而奠定了官僚专制政体的基础。
我在了解很多记名调查结果以及对某个问题的缺席表决结果时，从未碰到一例这样的情况，即某人哪怕是间接地对斯大林明显错误的、有时甚至是罪恶的建议提出异议。关于这一点下章中再谈。但是，在这里还想再重复一下前面不止一次谈到的思想：中央委员会领导中谁也不打算对说实话的机会加以利用，哪怕是最后一次机会。谁也不愿意（或不可能）反对斯大林，哪怕是用最温和的形式。很多已经处在生死线上的人也常常顺从地赞同“领袖”的意见，甚至意识到，这样做并不能减轻对他们的判决。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并不是都是斯大林坚决提拔起来的“应声虫”。
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党的文件证明，讨论任何问题都必须根据“领袖”的指示和观点进行。各种会议、全体会议的成员在提出往往是正确的经济、社会、技术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必须用斯大林在不同时期讲过的“思想”、“论点”、“结论”加以论证。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到“领袖”逝世之前，已经没有人能够公开对他提出的论点发表某些“补充”或“充实”的意见了。实际上在党内逐步确立了阐明教义的家长制原则。
古代就有人指出，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会变成灾难。在古罗马历史学家萨柳斯蒂致恺撒的“信件”中有这样一句格言：“谁也不会自愿把权力让给别人。不论站在势力顶峰的人如何善良和慈悲，他都可能会因滥用自己的权力而引起担忧。”遗憾的是，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段话是有远见的。
斯大林认为，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应该在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群众性出版物中固定下来。这些出版物是１９３８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十年后出版的“领袖”的《传略》。在１９３７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９期上斯大林发表了《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斯大林写道，《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党同各种派别和集团、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进行的斗争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样一来，党史的中心必然是斯大林，因为正是他——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他们领导的集团和“倾向”。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即首先通过同“反对派”的斗争来描写党的历史，当然占首要地位的就是斗争的胜利者——斯大林。毫无疑问，当时，确有不少各种派别组织，但多半不是反列宁主义的，而毋宁说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同它们的斗争在党内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党的历史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为、也不应该仅仅归结为这一斗争。
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指示”（我们知道，他早已习惯于这样做）教科书编者们更多地引用他的思想。例如，他建议利用“１８８２年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那封有名的信和我对这封信的评论。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共（布）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第一章中，曾经引用了这封信。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无谓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无谓纠纷和好打架的人”。紒紟矠全体编者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简明教程》的编写工作，这本书长期以来成了亿万苏联人民思想和理论教育的主要的、常常是惟一的教材。在我国发行的总印数近４３００万册的这本书通篇是对斯大林的“天才”、“英明”、“高瞻远瞩”的赞美。在该书第一版中指出：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及亲自积极参加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但是，斯大林不满意这一措词。在后来出版的经斯大林亲自审订、补充、修改的斯大林《传略》中，出现了新的提法：
“１９３８年由斯大林同志编写并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赞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了。”紒紡矠
纵情歌颂他本人的这本书也说成是他写的，对于这种情况，斯大林已不感到难为情。就这样，“领袖”的绝对作用、他对党和国家的监督也有了思想根据。此外，斯大林这时实际上已经除掉了所有著名的列宁的战友，把他们从历史中“抹去”。在《简明教程》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事实上没有具体的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战士。只有“敌人”。
共产党员、大专院校的学生、党的教育和政治教育整个体系必须阅读的这本书反复阐述斯大林的几个“定理”：在革命中只有两个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功绩属于斯大林；列宁逝世后党内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个领袖——“英明的”、“有远见的”、“勇敢的”、“坚定的”领袖就这样，斯大林的“领袖就是党”的公式通过这本大量发行的教科书深入到全体人民心中。叙述通俗简单、浅显易懂的公式使《简明教程》一书实际上成为每个人都能读的通俗教材。在３０年代形成的对苏联人民进行教育的整个体系中，这本书占据了中心位置。该书出版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日召开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工作者会议，斯大林在会上作了报告。不妨引证几段他的讲话摘录。
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3）
斯大林说，“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消除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脱节现象。”接着他又暗示，目前只有一本书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报告人丝毫也不难为情地继续说：“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阐述了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加进去的新的和特殊的东西。我不是说，书中对各方面都作了阐述，但斯大林的书把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主要的东西都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