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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谈话时，他说，如果欧洲或亚洲不爆发革命，“俄国的火炬可能熄灭”。从此以后，斯大林就有了“铁”证，可以谴责托洛茨基缺乏信心和没有骨气了。后来托洛茨基越是辩解，在别人眼里就越黑。还在那时，斯大林已经表现出是一位非常善于适应环境的和十分机灵的斗士，在他面前，政治对手或思想对手要不败下阵来是很不简单的。
如果说对托洛茨基在革命年代和国内战争年代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当给予肯定（诚然，要作若干重大的保留）的话，那么在政治方面，这个“杰出的领袖”追求的则只是一己私利和名利地位。他主张在前线采用强硬办法、高压手段和死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这样阐述自己的信条：“不采用高压手段就无法治军。要率领大批的人冒生命危险，指挥武库中就不能没有死刑。必须让士兵们感到，前进可能送命，而后退必死无疑。”紗紡矠
列宁同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在指出托洛茨基的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写作才能、极端的虚荣心的同时，认为他在政治上有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思想作左的理解。这一缺点特别强烈地表现在托洛茨基的名著《不断革命》中。
高尔基回忆说，他对列宁高度评价托洛茨基的组织才能感到惊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出了我的惊奇补充说：
“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同他的关系，多少有一些谣言。但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我也知道。您瞧，他是善于组织军事专家的。”
沉默了一下，他怀着不愉快的心情低声补充说：
“他追求功名。他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来自拉萨尔。”紗紣矠
的确，托洛茨基以罕见的顽强精神贯彻执行了列宁关于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旧专家的思想。正是在他的倡议和建议下，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央委员会开会通过了释放所有当作人质加以逮捕的军官的决定。中央的决定指出，他们当中凡是没有发现有参加反革命运动的问题的人，可以被接受参加红军。诚然，这里还附带说明，他们“应该提交自己家属的名单”，并且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投奔白卫分子，家属将被逮捕”。斯大林记得中央的这次会议。当时大家都支持托洛茨基关于前沙皇军官的建议，而斯大林关于把南方战线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草案遭到否决。斯大林把这两个决定评价为“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对旧军官的态度上。
拉狄克在他的《群像和檄文》第一版中所收的《列夫·托洛茨基》一文中写道，托洛茨基“凭借他的毅力征服了以前的基干军官他能赢得专家中那些优秀分子的信任并把他们从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变成它的坚定的拥护者。我记得有一个夜晚，已故的海军将领、旧军队的重要军官之一不是由于害怕而是凭着良心开始帮助苏维埃俄国的阿尔特法特来到我的房间，径直对我说：‘我过去到这里来是出于被迫。我不相信你们。现在我要帮助你们，要以我从未有过的自觉态度，抱着坚信我在为祖国服务的信念，来尽自己的职责。’”
拉狄克写道，托洛茨基是一个毫不手软的人。当红色俄国遇到致命危险时，他会不惜一切经济上、物质上和人力上的牺牲。他在这方面像斯大林。拉狄克回忆道，托洛茨基说过一句非常离奇的话：“为了战胜白匪，我们掠夺了整个俄国。”拉狄克在描写托洛茨基时把他理想化了，把许多并非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优点都加到他头上了。但是，今天已经清楚了，列宁在看到托洛茨基的才智以及他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杰出才能时，曾在很长时间内企图把他“拨向”需要的方面。也许，如果列宁活得更长些，托洛茨基的命运将是另一个样子。
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都同斯大林有分歧，常常还同党有分歧。正如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科恩所写的，托洛茨基“把新经济政策看作布尔什维主义蜕变和俄国革命丧失激进性质的第一个征兆”。他主张实行“工业专政”、扩充“劳动军”、要达到目的就必须“流血和发狂”，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科恩接着说，托洛茨基“感觉到，当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的鸿运也就结束了”紗紤矠。
事后，已经流亡国外了，托洛茨基却拼命散布一种说法，即列宁曾想吸收他参加反斯大林的“同盟”，同他托洛茨基一起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撤换总书记。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写道：“列宁不断地、顽强地进行着准备，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独断专行、恣意妄为和粗暴行为给以最无情的打击。列宁实质上已经向斯大林及其盟友宣战了。而且只有直接的当事人而不是党知道这一点。”紗紥矠为什么托洛茨基要这样颇为真实地坦露心迹呢？首先是为了说明：列宁认为他托洛茨基是自己的继承人。抱着这一目的，他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并得出结论说：“遗嘱的无可争辩的目的是要使我易于进行领导工作（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列宁当然希望在尽量减少个人摩擦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两句话已经和盘托出了托洛茨基长期进行斗争的隐秘（真是隐秘的吗？）的意图。他永远也不会甘心忍受个人失败的痛苦。须知他已经把自己看成是首领、独裁者、领袖了。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3）
列宁的信本身就说明，托洛茨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列宁完全没有必要“联合”托洛茨基来撤换斯大林。列宁的权威是无容争议的。至于人们有时由于不同的智力“高度”而不理解他，那是另一回事。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病的时候，有人用领袖生病的后果、交往的困难、脱离实际生活来说明这种不理解。但是，不会有人怀疑：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健在的话，只要他个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更换总书记的建议，并且像往常一样把道理讲透，就能解决问题。列宁认为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不合适，但是托洛茨基作为候选人看来同样不合适。两个“杰出的领袖”都不应该登上巨大的俄国舰船的指挥桥楼。
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关系是复杂的。斯大林起初甚至从内心赞赏这位“政论家”，但是后来很快就认识到，托洛茨基的“形式”还不能反映他的领袖至上主义内容的最深处的东西。斯大林可能比别人（当然，不算列宁）更早地感觉到、认识到，托洛茨基居然想当领袖的继承人。斯大林内心对托洛茨基所抱的恶感逐渐增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精心掩盖起来的仇恨。私下里，斯大林在思想上把自己的敌人称为“冒险主义者”、“骗子手”——这里他把列宁谈到原来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时所用的“进行诈骗”这个说法变了一下。斯大林的记忆力很强，能把托洛茨基的大量错误、摇摆、跳槽、冒险串起来，成为他后来的论据，供他揭发、批判、谴责他没有忘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左的“革命”词句；他记得托洛茨基由于几个军事专家的叛变怎样下令枪毙东方战线的一大批政治工作者（只是由于列宁的干预才防止了这场悲剧）；他记得托洛茨基关于派一个骑兵军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荒谬建议；他记得托洛茨基的“布谷鸟”决心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政权的覆灭
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坐着专列，由一列或两列装甲火车满载“无产阶级领袖”的信徒——身穿皮衣的年轻人护送，去巡视各条战线，那派头直到现在还使斯大林感到愤慨。总书记，而且不仅是他，还不喜欢托洛茨基在革命以后不久就在身边弄了一大帮助手和秘书。格拉兹缅、布托夫、谢尔穆克斯、波兹南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忠实仆从”帮助托洛茨基管理大量文献资料，处理来往信件，为数不清的文章和讲话准备提纲和材料，还常常给他提供创作动机。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让我们预先看到了２０世纪末一些政治活动家身边的秀才班子的作用——这些政治活动家如果没有这个班子，常常简直就寸步难行。
总书记坚定地认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在转向和平轨道的最初年代，托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