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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的政治老师，想着他怎样地雄心勃勃，想着他怎样赞赏苏联，怎样颂扬社会主义，最后想得脑仁都疼了，还是无论如何也猜不出为什么这样一个人都变得成右派分子一
云娃子悄没声息从岩石后出现，一年抓着几块泡萝卜，他又从衣袋里掏出3个馒头塞给我说：“人是铁，饭是钢。就算天要塌下来，也先填饱肚子再说。”他蹲下来，龇牙咧嘴告诉我：“两边屁股都开花了，没法坐。”然后说，邓壁儿正在她爸的鸡毛帚前做功课；说凡是在3幢附近被各自爹抓住的都挨了屁股。说凡是挨打的都大呼小叫喊冤枉。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但因为这次同时挨打的人大多，家属们东奔西跑救都救不过来。
夜深人静时，云娃子和我蹑手蹑脚上了天台。天台不住人。除了水泥地可供乘凉，面积如厅大，也是八角形外，其他地方高出地面如金字形密封了像互相通连的一个大房，置有避雷针和电线，是给4楼住户作隔热层用的，孩子们常在那里捉迷藏。也有人在天台中央的大圆空顶上临时搭根长竹杆晾床单被套。
我们从小窗跳进隔热层，云娃子顺手摸出早备好的一根蜡烛点亮，再将几张报纸铺在木条地板上，又跳出去从竹杆上扯了两张床单给我，说：“床单是我们家的。你明天一早趁人未醒扔到4楼厅子里，我去爬起来收，告诉我妈被风吹掉了。快睡吧。”又说：“我已经告诉你妹妹，她明天一早会把衣服偷出来给你换了上学。”果然第二天东方刚现出鱼肚白，就听到有个压低了的嗓门柔柔细细地拖长了声音喊“姐——姐呀——”我赶紧抓了床单从小窗跳出，就看见妹妹那白白嫩嫩慌慌张张的脸。
妹妹念一年级，7岁了，手背上的酒涡涡依然不散。她的眼睛像妈妈又黑又亮，嘴巴则像爸爸，宽宽大大，面相很周正。虽然我已经升到四年级，却五官照旧挤着长，怎么也舒展不开。我们一点儿也不像。非但相貌相去甚远，就是名声也背道而驰。大院的家长们觉得这对亲姐妹是一个魔鬼一个天使。鼓励自己的孩子时，他们总是爱说“乖孩子，你再继续努力，就像钟丽珠那样了。”责打自己的孩子时他们必定要说“混小子，你再继续捣蛋，就像钟丽丝那样了！”记得那时的大院，家长们尚未时兴“株连”一法，既不因我妹妹的优良表现而原谅我的过失，也不为我的恶劣行动而迁怒于我的妹妹。总之在大人们的心中都认为自己对这两姐妹的评价是注渭分明不失公正，用当时很摩登的一句话说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些雪亮的眼睛经常见到妹妹管我。
妹妹爱管我，也许跟她幼儿园起就当班长的习惯有关。那时我喜欢蹲在地卜赌洋画。洋画就是些像火柴盒面积大小的硬纸片，印着些连环画上的人物，从哪吒到张飞应有尽有。玩法相多。比如将几张垒成一叠，弯成弓形反扣地面，手掌也弯成弓形在地面拍，将洋画以掌风一张一张掀翻，翻一张赢一张，翻两张赔两张。或是赌香烟盒。不管哪种玩法，总要使巴掌击地。凡在这种场合，妹妹就在旁边给我讲道理，从“赌博是一种旧社会才有的不良行为”说到“在地上摸来摸去是不讲卫生的表现”。我很早就吃惊于妹妹对说理的热衷与坚韧——她次次以苦口婆心开头常常以痛哭流涕告终，非将一圈人的赌兴败尽不可。大院的孩子为此对我十分有意见。
几次三番之后，我再不准她靠近赌圈，叫她远远站着：“你望风，发现爸爸就来报讯。”每回她都说：“姐你再赌我就告诉爸爸。”我就每回都说“你告去。爸打死我，你就没有姐姐了，去，去告！”她就不去告，去站个拐角的地方，去恨我恨自己，她自己把自己恨得手脚发抖。有时她会从拐角处慌慌张张跑来警告道：“姐，姐呀，快快快，爸来了！”我就站起，连洋画带脏手一并揣进衣袋扬长而去，我知道妹妹绝对不会出卖我。她会又跑回拐角站。爸见了问她“为什么刚才慌慌张张？”她就很痛苦，什么也不说。也不知是我爸不忍心看到小女儿的难受样子抑或总料定是大女儿已经捣过了什么鬼，一次问不出，就不会追究妹妹了。但她仍然痛苦。长大后，她告诉我，她痛苦是因为恨死我赌博又不得不放哨，既不愿意我挨打又不愿意自己撒谎，并且问我从前为何那般赌痛深重。我说，其实输赢我都无所谓，不过我很喜欢体味输赢之前那一霎间的心情。她大不以为然。去年我在摩纳哥打电话给她，她立即慌慌张张审问道：“姐，姐呀，你是不是跑去蒙地卡罗赌钱？”不等我回答她又忿忿添了句“我记得你在红房子的时候就很爱赌洋画赌烟盒！”我乐得哈哈大笑，然后就很奇怪我妹妹怎么一辈子都在担心我惹祸。
这些年我满世界乱跑，常常没想到地区时差但无论到哪里，都会往美国给妹妹挂个电话，第一句话总是问“你那儿几点钟？”无论什么钟点，只要她在家，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她马上就问：“姐，姐呀你现在在哪里？你没出什么事吧？”语调依旧慌慌张张。有时忙，久久不给她打电话，我的录音机里就会有她接二连三的口信，说是“姐，姐呀，你现在在哪里？你没出什么事吧？”一口四川话，慌慌张张的。
我见过妹妹在大学授课的气度：她纵横捭阖，谈笑风生。可惜一心一意要他小女儿从事文学的父亲见不到了。我从小就被硬造成彻底的无神论者，不然，我会祈祷父亲的灵魂如陨石般从天降落为妹妹骄傲一番。不过没有游魂也好，否则他要又一次被我惹得怒发冲冠：他一定不赞成我选择巴黎侨居，他怎么可能听任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少约束的大城市呢？我爸爸的灵魂肯定要捉我的耳朵！
不过我那天从右派分子金绍先家跑掉之后，爸爸并没有预料到我的将来，我自己更没有料到。我连那次逃家事件到底会如何收场都没法猜想，只是从妹妹手中接过湿毛巾将自己擦了几把，抓过衣服换了，又急急忙忙拿出作业本来，叫妹妹转身，让我将本子摊在她背上做好头天的功课。趁爸爸去游泳没回来我赶紧从扶手滑下楼，一直跑到学校去了。
上午有节体育课，是400米接力跑。我没有早餐吃，也没有午餐吃。中午同学们回家，我留在教室饿得发慌。我没有钱买吃的。
红房子的家长，除了过年过节掏些小钱给孩子，平日多不兴给零花钱的，说是怕孩子们自小养成“拥有私产”的观念。若有需要，说清用途，家长若认为用途正当，是会给的。但绝对没人敢事先向别人借钱，父母都说过那是一种很丢人现眼的行为。我的钱只要一到手，不是冲去书摊看一分钱一本的连环画就是买了火炮玩，哪至会有积蓄？这时，就只好跑去喝了很多凉水，谁知上几趟厕所之后，肚子更觉空空如也。
下午放学后，腿都软了，但还不敢回家，就在教室里坐着盼天黑，边盼，边听着肚子咕咕叫，面对满窗彩霞，心中一团乱麻。一会儿可怜自己，觉得太过冤枉；一会儿气恨爸爸，不明白他为何敌我不分；最令我困惑与痛苦的，是我那么敬爱的政治老师居然变得成右派分子！想想政治老师爱国爱得那么狂热的表现，我突然开始怀疑他是遭奸人陷害，就想起从茶馆听来的一些故事，想到岳飞如何被秦桧诬告、林冲怎么被高俅栽赃就越觉得我的老师被人设计害苦，应该找个像包公那样的清官来给他伸冤。我在傻大姐摆的书摊上看过许多关于包公断案的连环画，对包公佩服得根。每次有人被害，他必要查究被害者与什么利益有关，然后从有可能获得这份利益的人们之中找罪犯
再往下一想，又觉不对：秦桧害岳飞是为了替金邦窃取大宋江山，高俅害林冲是为了助孩儿霸占林冲娘子；而我那老师，既无土地又没妻房，害他能图得个啥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管怎么样，老师现在去劳动教养了。也不知道那些被监督劳动教养的人吃不吃得饱？不知他每天吃些什么呢？我越想越觉得脑子一片混饨。再后来，混馄饨饨的脑子里就尽浮现一些我从前吃过的精美菜肴。
红房子里好吃的东西多得很。每到星期天，家家都要做好菜，重庆人说是“打牙祭”。家属们早早就从市场采购回来钻进厨房，将砧板儿剁得咯咯响，然后，所有的厨房就从门里窗里飘出热腾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