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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已经没有空隙去恨爸爸，甚至连哭的机会也没有。
他逼我练拳脚，教我骑马，要我爬山，爸爸做事很极端，凡是他要求的，我必须百分之百做到。我的身子骨很快就强健起来，真的可以“动如脱兔，坐如泰山”了。
每天，我必须写够300个大字：手中捏只鸽蛋，笔头挂串铜钱，臂弯上还要放碗水。爸爸常站在我背后，出其不意地抽我的毛笔，只要被抽走，我就得再加写10个字
他要我读书，文章由他亲自选，大多选自《史记》、《左传》、《资治通鉴》
如果说，童年的我，心中依然能享有一片孩子的天地，那是妈妈描出的。
放寒假了，妈妈妹妹和弟弟都回来了，家中热闹起来，总有歌声有笑声。爸爸从来严肃的眼睛，变得十分柔和。除了凌晨教我打拳，下午往我大字簿上画圈，他并不拉我去“运筹帷幄”。
重庆有时也下雪，很冷，大家晚上都不出门。
那晚，全家正围了火盆坐。炭火红起来时，妈妈开始讲故事了。那是说一个美丽的小公主，如何历尽磨难，救他那12个哥哥的故事，她的哥哥们被魔法变成了野天鹅
这个动人的传说牵引着我，让我使劲往妈妈跟前凑。“再讲一个，妈妈。”丽珠一边抹眼泪，一面请求。
“让丽丝念吧。”妈妈说，“她跟着爸爸，学了好多东西，比丽珠懂事多了。”她递给我一本书，翻开其中一页。
那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我开始读：“从前”
读到人鱼姑娘在朝霞中化为水沫时，我已是泪痕满面，妹妹趴在妈妈膝上抹眼睛。坐在我对面的爸爸站起，踱到我身边，又将双臂抱在胸前，踱回原位，抓了火钳，往盆里添炭。
青杠炭哗哗喷哦，亮着暗红色的、淡蓝的火苗。我忽然悟到一抹透明的忧伤：我不甘情愿地发现，我有点喜欢我的爸爸妈妈了
整个冬天，几乎每个夜晚，我的心都在童话里流连。我们读安徒生，读格林兄弟，读拉封丹，也读克雷诺夫，读伊索窗外的雪绒，细细地，细细地，密密地下。腊梅的清香从门缝窗缝溢进来，飘散在屋里，飘进故事，直到弥漫了我的梦乡。
我的梦里，再没有出现人拐子了。
那些在夜色中潺潺流淌的童话，慢慢滋润着我的心灵。虽然，我依旧不改孤狼习性，常常一人独步山岭，但眼里心中，鸡虫狗鸟，家花野树都似乎沾了人性，温情多了。我喜欢对大自然讲话，对草说，对石说，甚至速来只长脚蚌蛀，也会对它絮叨一番，然后又放它飞去。
我不再穿长袍，也不像妹妹穿裙子。父亲将他几件旧军装，裁裁剪剪又缝起，改小了装扮我。他总给我留两个大衣袋，我将它们装得满满的，从鸟蛋石头到小沙蟹，应有尽有。
我最喜欢上树掏鸟窝，得了蛋下来，拾几张竹壳烧熟了，兴冲冲拿去喂蚂蚁，绕着我家墙根，共有6个蚂蚁穴。4穴小黄蚁，两穴大黑蚁。我总是将野外所得，平均分给4穴小黄蚁。从不喂黑蚁，它们体积庞然，总让我想起故事里那些仗势欺人的坏蛋。
第三章
怪得很，小小年纪，我们想的不是如何好好活着，而总是憧憬如何壮烈死去。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理想的死法。
※ ※ ※
由于爸爸亲自调教，我的身体已非常强健，令整个军区大院的人刮目相看。
也许是随了各自爹爹的缘故，大院里的孩子，几乎人人尚武好斗，且顽皮异常，又几乎都不去幼儿园的。部队里，军官的妻子们统称“家属”。几乎所有的家属都闲散在家，而又几乎所有的家属，都不能将她们那些精力旺盛的宝贝蛋牢禁家中。
孩子自有孩子的世界。小一点的，自有三两一伙，四五一群，下地抓抓蟋蟀，上房墙堵烟囱；十来岁的娃娃就不一样了，他们偷马骑，偷车开，偷枪玩玩得带兵打仗的父辈们头痛欲裂。
最终将孩子们管束起来的，还是那些十七八岁的警卫员、通讯员。小伙子们将首长们的孩子按年岁分级，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摔跤、跑步、爬竿、讲故事。
前三项，我兴味索然。我从不与同龄人斗力。因为爸爸说：“跟同龄男孩或跟比你大的女孩争斗，是最没出息的窝囊废。”而照警卫员们定出的“军事纪律”，我又绝不能分去大孩子一级，才6岁多哩！
只有故事会，是不分年龄的。我最喜欢。
50年代初期，在那片充满阳光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人们崇尚的是英雄。我们心中的偶像，清一色，全是又年轻又勇敢，既高尚且简单的人。
中国偶像，当然有被敌人挑在枪尖的放牛郎王二小，13岁的王二小孤身一人将鬼子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有“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有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有用胸膛去堵机枪的黄继光至于外国的，则全是苏联偶像：如卓娅、舒拉、保尔·柯察金。
怪得很，小小年纪，我们想的不是如何好好活着，而总是憧憬如何壮烈死去。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理想的死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后院的5个孩子，他们发誓要学狼牙山五壮士，面对越缩越紧的包围圈，拔了枪栓砸了枪把，然后哈哈长笑，纵身跳崖
会议厅前有一颗硕大的黄榆树，枝杆硬朗，浓叶婆娑，可供好几十人乘凉清谈，四川人叫“摆龙门阵”。家属们各自端张小板凳，在日影里、月影里纳鞋底织毛衣。孩子们则分头寻了适意的树杆树根坐了，诚心诚意地为自己或为朋友，争先恐后描绘就义的蓝图偶尔为父辈走过时听了，尽管他们人人都有一章刀头舔血的历史，也不禁为儿女们这种狂热的赴死精神皱眉。倒是没人干涉。也许父辈们觉得：孩子们说说而已，反正死不了。聚在一堆探讨一下死亡的方式，总比小家伙们劈了树丫做弹弓，列了阵对射安全得多。嘿，谁知道这些老军人想什么呢！
有个周末，照部队惯例，操场上放起露天电影来。是个苏联片。我记得是黑白的，片名却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叫《真正的人》就是叫《无脚飞将军》。
故事很简单——那年头，似乎一切都很简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架苏联飞机被德寇击中，飞行员弃机跳伞，双脚受伤。他在森林里爬行了好多天，靠吃蚂蚁卵，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来。遇救时，双脚已坏死。医生将它们齐膝截去。克服种种困难后，他居然带着两支假脚，再度登机，激战蓝天。
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黄桶树下，话题骤变：孩子们一致认定，漂漂亮亮地活着，比轰轰烈烈地死去，更令人心倾神往！于是，便想方设法，要仿效那无畏无惧的无脚飞将军。
如何仿效？参军么？虽然我们年龄不齐，但参参差差，人人都缺了不同的一段；截肢么，不知何时何日才盼得如此机遇。“走！”也不知是谁憋急了，振臂一呼，“到林子里练爬去！”
一帮孩子便开始练爬，或往竹林或往蕉林，爬得个个都满脸伤，满身脏，越是艰难，便越是崇拜那位苏联英雄，越是五体投地向前进，一面拼命想象着自己的双脚早已坏死。
那段时间，军营里的日子正常的不正常了：没人偷筲箕支麻雀，没人堵烟囱，甚至对任何一块窗玻璃，都没人有雅兴去射穿
每天傍晚，大门哨卡就会有一番热闹：放学的，背了书包急急往那儿赶；学龄前的，立在那儿拉长脖子往盘山道上望。待两拨人一会合，“呜啦！”一喊，几十只脚，相跟相随，追命般练爬去了。
那些练爬的日子，可忙煞了家属。天未擦黑，从食堂打回饭来，她们便走出户外，扯了嗓子，有板有调地唤着各家儿郎的名字，长长地，悠悠地，一声一声，歌似地往林子里递去
终于被唤回家的未来无脚飞将军们，立即卸甲冲澡，然后立着，一声不吭。这时，家属们各自拿出棉签、小瓶儿，（不外是些酒精、红汞、紫药水，她们结了队去医疗室讨来的。）开始横一道竖一道地往孩子身上涂。饭后，把未来无脚飞将军的泥衣泥裤扔进一个直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