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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手册》记载着每个学生在校的各种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两大项，是成绩与操行。
那时，时兴“学习苏联老大哥”，成绩全是5分制。我每门功课都是5分。
操行评定则照中国的一套以甲乙丙丁分级。一般来说，一年级小学生的操行，大多为甲，少数为乙，而我呢，操行评定一栏却写了“乙、丁、丙、甲。”评语由4个曾任我班主任的人分别鉴定。因为我在每个班都呆了一段时期。
丁班班主任写的是：“喜欢帮助同学，劳动积极。经常违反课堂纪律，操行：乙等。”
丙班班主任的钢笔力透纸背：“调皮捣蛋，无心向学；影响极坏，操行太薄。丁等。”
乙班班主任的评语又有事实根据又有理论总结，让我虽然不服气，又挑它不出错处来：“聪明不走正路。经常惹得全班哄堂大笑，严重破坏教学效果。从不迟到早退，但在所有上课时间，从来无法约束自己，是老师与同学的重大负担。建议给予操行丙等。”
甲班班主枉的评语依序写在最后：“读书举一反三，办事锲而不舍，头脑灵活，精力旺盛，是个须以特殊方法教育的特殊儿童。在本班期间，操行评定为甲等。”
自从受教于杜老师，我就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愿望，总盼望得到他某件须冒了生命危险才能完成的任务，以便能在最短时间内证明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乖孩子。可我那杜老师又怎么明白我的心事？大不了，他或是出些难题让我绞尽脑汁，或是让我在班里领队做广播操，实在没有什么为知已者死的机会，我心中就时时感到遗憾。
在那次，杜老师让我猜斯芬克斯出给俄秋浦斯的谜语之后，妈妈就给我讲过好些希腊神话，那时我还没去过希腊，并不知道希腊人的长相和中国人有那么大的差异，就想当然认为那个取金羊毛的希腊英雄应该长成我杜老师一般，圆人圆脑，敦敦实实。于是跟小朋友讲故事时，就一心一意照我班主任的举止神态去描述柏修斯。
倘若能被这样一位班主任长期教导，即使不能随我所想英勇早夭，起码也能如母校所愿成个好学生；事情的发展偏偏不是那样。
杜老师走了。听说被调去一个少年体操队任教练。新学期开始时，我一见到甲班换了新班主任，马上就有受欺骗的感觉，但又说不清具体被谁骗了。不久，我非但故态复萌上课捣乱，而且乱得变本加厉，常常被老师赶出教室。我唯一存着个希望便是将被赶回丁班去。结果是，我的父母接到通知：要么转学，要么开除。
于是我转去另一间学校，并且从此就因为同样的原因一再转学。无论转到哪个学校哪个班，我每科成绩都是全年级第一名，操行却不是丙等就是丁等。因为，令我感兴趣的学科只有自然、政治、图画、体育和音乐，而历史地理语文数学则不读自通。岂料我的班主任们只教语文或者数学，他们便有种种机会见我调皮捣蛋，便都很热心地去找我的前班主任了解我的过去，了解之后，便更是印象恶劣，结果呢，我每本学生手册的操行评语都少不了“聪明不走正路”一说。
母亲每每总要细问我所犯过失。也许她并不认为这类过失足以使我背离长长的人生正路，又或者她觉得父亲对我的痛打已是对一个顽童体罚的极限，便也不再额外惩戒，只是耐着性子，给我一本又一本书看。凡读一本，都要我作出大量的笔记，并要我以自己的观点去评价书中的每一个人物。
三年级时，我已读了许多高尔基、契词夫和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我告诉妈妈，我最喜欢的作品，还是安东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思》、杰克·伦敦的《毒日头》和《荒野的呼唤》。
母亲本人则酷爱戏剧。有时寒暑假，她会带些学生到家中排演活剧。也不知从何处弄来那许多彩布彩纸，他们裁裁剪剪粘粘贴贴，自己做道具自己做服装；还搞来许多颜料，在我家不是这面就是那面墙上画布景——那时父亲已经转业，在市政府工作，房子是政府分配的，住得十分宽敞，是重庆市五六十年代最漂亮的住宅，说是按苏联的图纸建的，地址是桂花园15号，但人们议及那住宅，只称为“红房子1幢”、“红房子2幢”、“红房子3幢”、“红房子4幢”，不用提及门牌街名。我们家每年两次要铲去一层墙皮再刷上厚厚的白灰浆，以覆盖那些色彩丰富的天空森林或河流城堡——妈妈的学生们就在那些布景前自己演给自己看。有时演一幕，有时演全场。演者大喜大悲，观者真怒真乐，直把我看得神驰心醉时而手舞足蹈，时而大呼小叫，真真羡慕煞这些年轻人。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场景还时不时在我记忆中滑过，如风帆一般。印象最深的，当然要数莫里哀的《吝啬鬼》，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和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不看话剧时，寒暑假也是挺快乐的，因为小伙伴多，且几乎全是军人的后代。
4幢红房子，各各相去近百米，有草坪，有树木，有几个直径约20米的圆花坛。在孩子们眼中就像天堂似的乐园。l幢3幢傍山，2幢傍着条碎石小路，小路弯弯曲曲，路边栽着两行杨槐树，花一开，香味随风送进窗户来；4幢就傍着大田湾小学。靠小学和靠小路的两旁，就用楠竹片编的篱笆围了。篱上爬满牵牛花，将市政府宿舍圈成一个院。上学的时候院里清幽宁静，一到傍晚，从4幢房子8个门里就兔子似地蹦出一个接一个的小家伙，撒得满院都是笑声、都是尖叫声。
每幢房子规格相同，5层，1－4层住人。每层中间一个约100平方米的八角形大厅；大厅的正南正北通向两个厨房。每个厨房有一排上下两层的碗橱案桌，一排四孔大灶；正东正西通上下楼梯，全以棕色地毯铺了，每一级都由两条亮晃晃的厚铜板护着，走在楼梯上一点声音都没有。但只要父母不在眼前，我从来不由楼梯下去，而是骑在漆得黑亮的柚木扶手上滑下楼去。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则各通一道长廊，长廊两边就是许多门口交错的房间，分散于4条长廊的，是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一个男澡房，一个女澡房。
每层平均住着8家人。每家少则三四个，多则八九个孩子，而且都以子女众多为盎盎乐趣。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以“百子千孙’为最美好的心愿恭贺亲友的，何况那时政府提倡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内容之一就是多生孩子，夫妇们就更加踊跃响应。谁生上 7个，就会倍受敬重，被尊为英雄母亲。我家住1幢第三层。那可真是人工兴旺的楼层，光英雄母亲就有两个。
我的同学黄幼仁他妈就是一个：她的大女儿好像取名自自，接着生个儿。我隐约记得名体仁，依次排下来的女儿是三自、四自、五自、六自，继而是幼仁与我同班，然后又是女儿八自，末了，眼见她又添个黄小仁。我从未见她打骂小孩，倒是见她的闺女秀美男娃子壮，家教都不错。我另一个同学吴邦宪家更不得了：她的英雄母亲生了10个。以致我们这层楼的小孩都沾了光似的，唱起了《华尔瓦娜》时简直气壮如牛。那是一首女声小组唱的歌，风行重庆，其深入民心，就如今天陈小琪的《涛声依旧》般，不但大小晚会或歌咏比赛少不得，就是随时随地，男女老少都免不了顺口哼哼：“集体农庄有个挤奶的老妈妈，谁都知道她的名字叫华尔瓦娜。命名日里大小女儿都来拜访她，欢欢喜喜她们作客回娘家。这位老妈妈真正是福气大，来了5个亲生女儿5朵花；老大叫萨莎，老二叫沙霞，阿莲卡、波琳卡、阿辽努什卡，最可爱的小么女子只有十七八”
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当然不止多生孩子这一项。那个1956年，真是全民一起学苏联，从思想意识、文化艺术到日常生活，全盘苏化：不但走在街上的士兵突然换上了船形帽，连我们大院的老军官也马上被卷进这种热潮：那些曾被硝烟熏黑了脸庞烤硬了心肠的汉子先是开口改称呼，向别人谈起“娃儿他妈”时，强忍住不讲“我婆娘”、“我媳妇”、“我堂客”，而是腼腆如稚童，红了耳根说是“我爱人”；然后学跳华尔兹，先回家关好门，一面念叨着“蓬察察”，一面将各自的“我爱人”踏得鞋面儿脏脏脚背儿肿终于都步伐娴熟昂首挺胸旋出八角厅来。更有富于冲锋精神的，还在笔挺的呢子将校服内勇敢地露条花衬衫的衣领，将头发分出偏界，说是“西装”。
我们1幢3层那个八角厅每逢周日必有晚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