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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白地还难免物议，何况击败了那么多势必因此而更仇视他的人呢？古耕虞后来说：
“倘若任由这三家垮下去，那样，我就必然成了同业的怨府，说我把别人的饭碗都抢光了。不管是不是我抢的，人家都必然这么说。更重要的是三家之中，不乏能人。倘若没有出众的人才，是绝不会维持到那个时候与那种局面的，人才难得，因而，我一定得设法保住他们，我不能孤军作战。没有帮手。”
在三家堪堪濒危的时候，古耕虞主动找上门去，不惜招祸地挽救了他们。
此时，古青记已直接打入了国际市场，获准在重庆直接报关的资格，也就是说，只在重庆办理好出口手续，虽经由上海口岸，却与上海关无涉了。而和祥等三家尚无这种资格，也就是说须受重庆、上海两关的双重制约；在重庆缴纳了关税后，仍须以重庆开具的免税证向上海关报关。漏屋偏逢连夜雨，正当三家在困境中挣扎时，又出了麻烦：上海关扣下了他们的全部出口货物！理由是，上海关在校验过免税证后，认定重庆关估价过低，坚持补税，否则不令放行。这无疑地是对摇摇欲坠的三家又加一棒：交吧，又到哪儿筹集这大笔的巨额税款；不交吧，货物存在海关，情形可想而知，时间一长，错过贸易机会，用俗话说“赶不上行市”不说，还会弓愧信誉损失甚至招致赔偿，这散、漏耗损，存关费用，要不了多久，就会像蝗虫蚀庄稼般闹个地场光。而这批货物已是三家的最后一点儿元气，是拼足了余力聚起的最后的全部剩余家当，一旦蚀掉，不仅是气若游丝，恐怕只有“寿终正寝”了。此时倘若乘机吞掉这三家，在古耕虞来说，不过是顺手牵羊，不费吹灰之力的。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却正好相反，他仗义地挺身而出，不惜冒开罪权势极大、炙手可热的上海关——全国海关之王，来挽救三家的颓亡，维护三家的利益。他不但为三家出谋划策，而且在三家因甚惧上海关的强大权势而犹豫、顾虑时，慨然声称：我来出头替你们打官司！为了你们，我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
于是两面着手，一面向上海关提出正面申请，请上海关允许以押款的方式，对这批货物先予放行，以稳住上海关；一面向总税务司与南京财政部同时提起控诉，指控上海关恣意估税，刁难设障，阻挠出口，影响外汇收入。也是两手准备：官司打赢了自没话说，货物得以正常出口不说，上海关还得将押款退回；一旦输了，也无非是补税。但他绝不想输，而是要赢！为了确保“要打赢这场官司”，他又下出了很关键的一步棋：鼓动重庆关出面充当另一原告。痛陈利弊也是古耕虞的专长之一，他找到重庆关，郑重地说：
“你们完全有按税律估价的权力，更有这个能力，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是不会估错的！（言外之意：上海关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这样做无疑是要证明你们没依律估税，没有估税能力，因而必须负有重大的误估责任，损失最惨的是你们！）而上海关却任意认为你们估价过低（潜台词：这个“任意认为”不正是“有意作对”么？）。如果首例一破，长此下去各个海关自行其事，势必轻视估税关的权益，任意加税，结果也必使出口商步步遇险，每过一关都有加税的威胁，还怎么经营？而这种做法又明显地是违反海关规程的（搬出“法律依据”，君等可大胆地堂而皇之地出师了）。而且，出口商有出口商不可忽视的特殊情况，就是深受国际市场行情的严格制约，而国际市场的行情又是瞬息万变的。如果关关设卡，寸步难行，加税之外，又要扣押货物，莫说数关，就算是一关扣押几天，哪怕三五天，就很可能导致因误失了物价良机，而无利可图，甚至亏蚀老本，还谈何经营？因此说，如果任由上海关随心所欲下去，则出口必如畏途，出口商不被折腾破产，也只好乖乖地改行，政府的这一大块外汇收入可就要毁于一旦了！（话外音：这可是与你们关系非浅、利害非轻的大事呀！）”
慷慨激昂、义正词严而又凿凿有理，不由重庆关不动心，不关切，不“义不容辞”、“理所当然”而又理直气壮地出面去充当这场官司的重要原告。
如此一来，仅凭了一张利口，就巧妙地点起了一场大火，重庆关出于被侮的“义愤”与切身的重大利益，当即“理直气壮’”地向总税务司提出了对上海关的指控。而古耕虞这个首发其难的原告，却乐得清闲，在己变成以两关之间为主的官司中，冷眼旁观，看他们关对关，也是官打官，关关、官官之间的激烈扯皮，自然要比他亲自出西省事得多，也更有利得多！
由于重庆关本也不是白给，又经过古耕虞巧妙地启发，依据充分，理由正大，这场官司的结果自是以重庆关胜诉而告终，上海关自然不得也不敢对三家出口商再行刁难，无须补税不说，还将三家的押款如数退回。一场官司，使三家商号由困窘无路一变而为赢家，不但不消愁那巨额补税款无从筹措，连该损失的也没有损失一点儿，又及时地出了口，赶上了价格良机，获得一笔理想的赚头，由濒死而得救，且大大地缓了一口气。这是救命，而且是甘冒触犯权势炙人的上海关，与不惜破费的救援，完全可以说是从井救人；人家自己的事都不肯打官司，如今为了他们的事打了这大的一场官司，这种思德岂同小可？三家日后焉能不极力图报？正是官司险要，难打，却仗义地替别人打赢了，在官商相对立的心态中，实是大大地维护了商界利益，古耕虞在商界中的威望还能不因此而大幅度地提高？根基还能不因之而更加稳固？而在巧妙地调动起的官打官中，也更增进了他的深层认识与社会能量。因此说这场官司的最大赢家应该是古耕虞。人心、人望的价值不是有数的金钱所能衡量的。
紧接着，古耕虞又主动与这三家达成协议，四分天下：重庆百分之七十的猪鬃出口量归古青记经营，余下的由三家均分。并在和祥号的一再恳切的敦请下，古耕虞兼任了这家已基本丧失了实际市场能力的商号经理。从此稳定了局势，有了照应，使这三家得以从半昏迷状态中复生，重操起正常故业，也因此而渐渐地成了古青记可靠的经营伙伴与忠实的竞争友军。
扶持，也是一种竞争手段。扶持与已有关的同业，维护同业利益，同时也等于维护了自己的利益。结成一体互相关照，利于对外，也利于对付当时的旧官府，这也是生存竞争。因此说扶持不但也属于竞争范畴，而且是竞争的一个不可忽略、不可缺少的侧面。
在经营中壮大，在奋斗中抉择
运用资本，必须像钢琴家演奏钢琴，美术家运用画笔，要有高明的节奏，要有神来之笔，总之要讲究艺术。
古耕虞是这样强调的，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从读书时起，一方面格于父命，一方面出于素心，他就很重视经商之道，在南通读书时，除了有关的课业外，他倾注大力地读了《富兰克林传》，更认真地研究了《福特管理》，从中汲取有益的经营之道，也自然受益匪浅。给他印象最深、对他日后经营很起作用的是亨利·福特的综合经营与流水线制度，那把一切汽车工业活动都控制在握的手段，那将汽车从生产到销售都垄断成一体的组织，使古耕虞学到了现代化经营的彀要；那装配线制度，自一九一三年建立起便发生了奇妙的作用，配合紧密的流水作业结果，使成本降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从而才使著名的T型汽车成本价格由每辆九百五十美元飞快地降为每辆三百六十美元，也只有有了这大幅度的制度增值，福特才得以将工人的最低工资从每日二点四美元提高到五美元；才得以将九小时工作制改为八小时工作制，如此的良性循环，也才使他得以洋洋自得地自诩：他与工人“利润分享”！这都对古耕虞经营之道有着重大的启迪与借鉴作用——福特在美国能为，我古耕虞在中国也能为！
此时，他也从经济学角度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自也获益匪浅。
接手古青记以后，更是刻意钻研并且善于从师。前文提到的廖熙府就被他当成是良师益友。此人不仅精通猪鬃业务，而且极擅经营之道，又因受其师古槐青的“托孤之重”，可以说尽心竭力、鞠躬尽瘁地传教与辅佐古耕虞，古耕虞也对其格外敬重。尽管此人持教特严，脾气特大，动辄责骂古耕虞为“败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