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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自思虑不已，有人找上门来了。
原来，上海的一家叫做生锰矿务公司的经理李翼敬很懂得水泥生产而且久有办工厂之志。只是当时兴办水泥厂需资甚巨，许多人无力独资经营，李翼敬也不例外。于是他便串通了英办信和华顺栈的买办刘宝余，一道来找新崛起的百万富翁刘鸿生。
这正中刘鸿生下怀，当即答应共同筹措，并立即着手准备，除联络股份外，他又展开了紧张的调查市场与熟悉业务的活动。很快便一切就绪，了然于胸；股份已联络二十多，预计资金差不多了，水泥的有关业务知识也掌握了，大家就公举他出面主持。可他却认为尚缺一主要条件：水泥是国内新兴的大企业，必得有个资望深、地位高的人物主持，坐镇，方能打开局面与稳定大局。他年轻资浅势难应付，可这个人到哪儿去找呢？他很快地就想到了朱葆三。
朱葆三，浙江黄岩人，一八四八年生，大刘鸿生四十岁，现已七十有二，曾是上海金融界、实业界著名领袖人物，辛亥革命后，担任过沪军都督府的财政总长，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间的上海总商会的协理、总理（即后来的会长）。是个论资望，论地位都很理想的人选。刘鸿生发达以后，曾见过朱葆三，于是，略事准备便执同乡晚辈之礼，登门造访了。
据有关文章记述，他们的会面交谈是这样的。
待话入正题，听清了刘鸿生的来意，朱葆三不动声色地问：
“诸君是怎么兴起了兴办水泥厂之念呢？”
刘鸿生端正而有据地回答道：
“晚辈等经过认真察查，我国建筑的大趋势已日渐西化，且必愈来愈为普遍，成为主导形式。而水泥乃西式建筑的主要材料。不仅道路、桥梁、堤防等公用建筑，即便日后的民宅、公馆亦必须大量水泥，因而整个建筑市场对水泥的需求必将日增月盛。欧战前，国内水泥均为洋货，一半来自其本国，一半来自设在其附属国及设在我国境内之厂家。欧战发生，致其供应锐减，国内始得自产。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五个厂家，而且还有两个是日资的。就年产量看，华资三厂共约百万桶，日资两厂共约三十万桶，总量在一百三十万桶左右。而据晚生认真测算，目前国内年用量已超过两百三十万桶，即出现百万桶、数量近半的供差，且需求大有增进之趋势，因此，办厂实为市场所需，销路当十分看好。”
朱葆三对刘鸿生非凡的仪表与得体的谈吐甚有好感，近年又盛闻其名，是以听得很认真，眯起一双老眼，拈着数茎疏须，静静地听，不时地暗含着点头与赞许：
“此子名不虚传，果是有见地、有城府的后起之秀，真个是后生可畏呀！”
但仍是不动声色地问道：
“如今欧战已结束两年有余，倘洋灰再大量入境，又当如何？”
刘鸿生胸有成竹地答道：
“如今盛产水泥之洋商均在万里之外，且多凭水运。水泥笨重，又甚忌潮湿，远渡重洋贩运，所需费用甚高，其成本再低也加高数倍，而国内得就地产销之利，成本相对为低，只要质量过关，就必在与洋货竞争中稳操胜券！是以兴办之势，宜速不宜迟，宜坚不宜疑，朱老以为当否？”
朱茂三不觉点头道：
“贤契所论极当！洋灰新业，本埠更无厂家，实为一大缺口，只是”
略一沉吟，又缓缓地道：
“正因为是新业，如贤契所知国内华商才只三家，可见国人通此技术者更为寥寥，而无质量又无从谈起竞争，这质量又何从保得呢？”
对此，刘鸿生早有所备，因而也知朱葆三必有此一问，乃答道：
“前辈所虑极为此举关键，晚生岂敢稍有疏略？近日以来，晚生已全力搜集了可能搜集的水泥产销情况与相应的生产技术资料，且已基本研讨掌握了其要领，尚有一个更有利而重要的条件，就是有一名叫马礼泰的德国人，是个水泥专家，现任湘北华记水泥厂的工程师，晚生与刘宝金君均与此人效颇深，已事先与之商定，我们一旦办厂，他就应聘来做工程师，且可绍引我们去其国内考察见习、购买设备，晚辈已做了相应的准备，一旦朱老首肯，便诚聘马礼泰，选购最好的德国全套设备，学习德国技术，培训自己的技术底子，只凭朱老一言定夺了。”
朱荷三拈须而笑道：
“好！可好虽好，只是老朽已是到了阎王不叫自己去的七十三了！体力、精力均已不堪重任，且财力不足，恐负诸君厚望了！”
刘鸿生应声爽利地答道：
“这都好说，晚生早已计议过了。朱老精神健旺，更重要的是德高望重，不敢烦朱老过劳，只出面主持，于晚辈等足矣，诸般杂务概由晚生辈操持就是；至于资金，可多可少，听由朱老自便。晚生初步估略一下，当需一百至一百二十万元，目前粗略估算已可征得八十万以上，余资不难筹集，只要朱老一句话，晚生便当即全力以赴！”
由于借重了朱葆三这位地位高的名人，水泥厂的一应筹备、兴办包括登记注册等事，都进行得很顺利，许多人赞叹说；
“找准一个人，省却多少事，又省了多少钱！”
其中有一件事更值得一说。那就是英商的利诱与干扰。
刘鸿生要主持与挑头在上海兴办水泥厂，自是很快地便传得家喻户晓了。其中，对英商设在上海的怡和洋行的震动最大。因为近几年来，这个洋行一直在上海几乎是独家销售设在香港的水泥厂的“青洲”牌水泥，倘刘鸿生在上海就地办起水泥厂，而他又极擅经营之道，势必影响英商的利益，因此，几次托人乃至英商亲自出面加以劝诱，并撒下重利钓饵：以请刘鸿生独家包销“青洲”牌水泥，做为刘鸿生不办水泥厂的交换条件。刘鸿生一来觉得办厂比包销有利，二来也确实出于振兴民族工业的心理，一次一次均婉言谢绝了，管自忙于筹备。软的不行，一方面，与刘鸿生有着利害关系，不好扯破脸皮，而刘鸿生也不是好相与的，另一方面，有朱葆三那块大招牌戳在那里也不能动硬的，英商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刘鸿生火火腾腾地将水泥厂筹备了起来。
上海水泥公司的发起人，除刘鸿生、朱葆三、李敬翼、刘宝余外，刘鸿生还拉了一些有影响、有能力的人的股份，而且这些人都与他过从甚密，也都是乐于与他合作并甘愿受其控制的，如义泰兴煤号经理已与刘鸿生合营了浦东董家渡货栈（时习称“北栈”，并沿习多年）的杜家坤；买办、涌记煤号经理韩云根。富有心机的刘鸿生将其弟刘吉生也算了一股，总共为二十三人。由于刘鸿生的声誉，更加上朱葆三这块招牌，正在资金出困时，又招徕了清末状元、大实业家南通张春兄弟的巨股，补足了预料资金的不足，也是借重朱葆三的作用之一。
无论筹备中或在后来的经营中，大量的事实都证明刘鸿生是善于用人与善动心机，善察彀要的，而这一切又都是以他迅速、准确而又全面地成为本行的专家为基础的。如在筹备会上在议定厂址时，刘鸿生的提议与分析就是令人十分信服而赞佩的。刘鸿生精辟而独到地分析说：
“企业地址的选择，不外取决于两个条件：接近原料产地或接近产品市场。根据上海的情形与水泥产品的特点，我主张厂址设在上海市内。理由是从价值差算中得出的。我认真计算了一下，水泥的主要原料是白石，一百吨白石可产水泥七十吨。白石价低又极易包运，而水泥不止价高而且包运困难，运费高出白石甚多，更要付出防潮手段费用。运七十吨水泥与运一百吨白石至上海，其差价，奚啻一倍？再加以水运为多，将水泥运至上海长途之中，难免走漏、返潮，一损即为巨价，白石则无此虞；倘万一不免翻入水中，一船水泥与一船白石差价当孰贵孰贱？鉴此，厂址不设在白石产地而设在上海市内，则不仅省心，而且省用，可自然生利！”
说得如此精辟，余人岂能不从？因此，上海水泥公司的厂址就设在了上海龙华，故而，时人也称其为“上海龙华水泥厂”，每联及“龙华”二字，当年深知内情者，无不由衷赞叹刘鸿生的决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