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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远离上海码头，驶向大洋深处。陈光甫依然伫立在甲板上，凭栏望着月亮，望着波涛，久久未动。
买办出身的景维行，与湖广总督端方交情甚密，因而请准端方，委派陈光甫为湖北省赴美参加博览会的办事员。这样，才有了陈光甫的这次跨海之行。
一九０四年年底，国际博览会终干闭幕了。美国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常。人们忙着准备在圣诞树下，与孩子们一起迎接圣诞老人为他们送来的节日祝福。
陈光甫目睹这一切，一种难以遏抑的乡思，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他思念他的祖国、他的镇江、他的亲人、他的爱妻。
参加博览会的这几个月，对陈光甫来说，初时感到新鲜，继而感到乏味，最后感到自卑。
使他感到新鲜的是，既有海上长途旅行的诱人风光，也有美洲大陆的独特风采，更有博览会上各个不同国度送来参展的琳琅满目的产品。西方先进国家送展的工业产品，使他惊羡，感叹，大开眼界。
相形见绌，中国送来参展的物品，显得十分落后。参展物品以农产品为主体，其余的仅仅是把国人平素常用的衣饰器具等日用物品做成模型，附带展览。
面对这些难以与洋货抗衡比美的国货，年轻的陈光甫，做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展览，使他失去了新鲜感，越来越感到单调、乏味，如同面对塾师的威严目光死啃硬背那些难认难懂的古文一样。
而每当他偶尔看见外国参观者的藐视目光，或听见他们的晒笑时，他的内心都充溢着难以忍受的自卑感。
他自卑于参展的这些国货的落后，自卑于国内生产状况的落后，也自卑于国家整个境况的落后。
面对这些，怎能不让他深思呢？他深思着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自己出生在一个国势日渐衰败、列强步步入侵的历史时代。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从记事时起，他经历了甲午年的中日战争、戊戌年的维新变法和庚子年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这些重大事件，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流着血的创伤。
陈光甫从报章书籍以及人们的街谈巷议中，感到国事越来越堪忧虑，中国有被列强瓜分吞噬的危险。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也体会到外国人对华人的欺凌、歧视和侮辱。
他不甘心忍受这一切。想到此，他握紧拳头立志留在国外，求学深造，寻觅兴业救亡的道路。此时正是天赐良机，岂可失之交臂？他想起前些时候，在博览会上意外地看见了敢于公然反叛朝廷的“大逆不道”的孙博士忽然出现在眼前，使他感到惊惧惶恐、惴惴不安。孙中山先生端庄的仪表和豪迈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他。孙先生的盛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光甫早已听说，如今偶然相遇在异国，真是天意。
他鼓足勇气叩门拜访孙先生。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询问了他的情况。两人促膝交谈两小时之久，孙先生说；
“列强对中国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政策：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另一种是拥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对于固守前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无需乎去提醒他们那种政策是潜伏着危险与灾难的，俄国在满洲殖民地的情况已表明了这一点；对于执行后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敢大胆预言：只要现政府存在，他们的目标便不可能实现。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了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恐怕这种支撑行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历史证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等阶段。当前的满清统治，自十九世纪初叶即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因此，我认为，如果维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的善意与义快行为，是对目前摇摇欲坠的满清王室的支持，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代替旧政府。这样，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能解除其他国家插手维护中国独立与完整的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定出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把他们从现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中国现今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艰巨的，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敞开。”
陈光甫对于孙先生讲的这一番道理，此前未闻其详，今日当面聆听，备感心悦诚服。孙先生极其诚恳地说：
“你参加兴中会吧。”
兴中会是革命党人的组织，与华兴会并称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大骨干组织。孙先生的意见来得太突然，他从未想过。他低头思忖片刻说：
“我一心想的是自己矢志求学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实业救国的本领也还没有掌握，眼下马上投入政治斗争，放弃求学的机会，实难接受，请先生原谅！”
孙先生听了陈光甫坦诚的想法，点头说道：
“你的想法我很理解。你要努力学习，学成之后，报效国家。”孙先生的谆谆教导，陈光甫铭记在心。为了表明自己对先生革命运动的赞同和支持，他拿出五美元献给先生，深致同情与崇敬之意。五美元不算多，但对于孙先生来说，他看重的当然不是钱数的多少，而是眼前这位年轻同胞的一片热诚。
陈光甫没有随展团回国，他抑制着与亲人重聚的愿望，继续留在圣路易市，进入一所商业学校，学习打字、簿记及商业文件信函等方面的知识。
学习了一段时间，他又感到不满足。他需要更多的知识乳汁，浇灌心头硗薄的荒田。
于是，他与几个朋友一起，转而进入依阿华州印地安那镇的辛普森学院。
这时，他的经济发生了危机，手头拮据，生活窘迫起来。他眼望星辰，心中盘算着：怎么办？中途退学吗？能有今日的机会不易啊！难道要失之交臂吗？不！决不能！
他到华盛顿，找到当时中国驻美国的公使馆，请求予以资助。当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称赞陈光甫的求学意志，特别批准每月给予陈光甫津贴美金一百元。同时，他又从岳父那里继续得到了资助。次年冬天，陈光甫转学到俄亥俄州的俄亥俄卫士林学院。一九０六年，又转学到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登商学院。
能够进入这所驰名世界的高等学府，陈光甫自然感到欣慰。机会难得，如愿以偿，他信心百倍，决心在学海之中，乘风破浪，不畏艰险。然而，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一帆风顺，都有沟沟坎坎。
光甫早年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再没有进过学校，学业荒疏，基础较差。这给他带来很大困难，他深感学习吃力。于是，他起早贪晚，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加倍努力。
陈光甫缺少系统的课堂知识，当然对他的学习深造形成障碍，但他当学徒及在海关、邮政部门工作时的许多有关经济贸易、商业金融方面的实践经验，对他的学习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利用自己所长补己之短，把课堂上老师讲授的知识及课本上的理论阐述，与他过去和现在的实际观察和切身体会联系起来，互相验证，从而逐步加强理解，渐渐融会贯通，终于掌握了系统的近代商业、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新理论和新知识。这样，陈光甫于一九０九年从商学院毕业，并获得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又到百老汇信托公司实习两个月，才启程回国。
陈光甫归心似箭，此时，他春风满面，圆润白皙的脸上泛起红晕，浑身喜气洋洋。他时而拂拂刚刚梳理得非常整齐的头发，时而把头转来转去，环顾着这间宿舍——与他朝夕相伴了三年的小屋，似乎他不是在华登商学院，而是回到了镇江，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
改组官钱局
陈光甫回国后，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