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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政府行文”，又是孔大少亲自动手，一个无权无势的商人怎能不陷入绝境？又有几个敢不乖乖地认“罪”服输？可古耕虞硬是要斗！他首先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动员公司员工与他携手共战，指出古今佛这个叛徒并没有多大能量，孔大少虽凶，又有四大家族的背景，可是他对猪鬃也是外行，世界局势紧张；猪鬃是战备急需，外行新手怎能应付得了这个局面？大家一来追随古耕虞多年深受其益，二来也深知即使“改换门庭”也会远不如今日。而孔大少与古今佛的行为也实是令人不齿，因而一致表示甘愿签字画盟，与孔大少且周旋几个月再说，此间凡与古今佛勾结者，一经发觉，当即开除。巩固了后方，古耕虞当即操起了他的专门兵器：出口鬃，以退为进发起了反攻也是合当凑巧，由于战争的影响，古青记有一大批猪鬃存在香港，初时是不及处理，后来是鬃价上涨，储存以待更好的市价，拖了下来。后虽卖出，但因考虑到当时国内法币极不稳定而没有及时结汇与转帐，也就等于没有卖出。可这批货因价格大涨已高达五百余万美元。因此他不仅有了经济手段同时也具有货物手段。便一面上告财政部：依与贸易委员会协议为西南运输处筹集的猪鬃已然备齐，贸易委员会应依协议办事，不得毁约。贸易委员会属财政部，财政部长是孔祥熙；“仗剑”毁约的是信托局，信托局长是孔令侃。向你老子告儿子，叫你两个部门去扯皮；你四大家族中老蒋要鬃，老宋赐“剑”，老孔买鬃，小孔阻拦，又怎么互相交代？再说，鬃不是地上长的，随手可取的，人千箱不是个小数目，你个古今佛，你个孔大少就是用上周身解数也收不齐！更要紧的是，比八千箱不知要多多少倍、长时期的国外市场的需求，你们又如何收购得足？就算收购得足你们国外市场不通不说，买惯了高信誉“虎”牌猪鬃的外商又怎能买你们的帐？出于这种分析，古耕虞在“上告”同时，当即宣布，他的公司停止在香港（此时因上海陷落，出口地改为香港）的一切业务，准备结束。这才是最狠的一招回马枪，最厉害的一招杀手铜。首先是中央信托局设在香港的总局大惊失色，先派要员屈用中飞重庆，在孔氏父子与四川握着重权的徐堪、卢作孚，及手握猪鬃大权的古耕虞间往来疏通，逼得与孔祥熙同辈的徐、卢二人屈节地称孔大少为“仁兄”，可仍是无效。怎奈美国大老板们不答应，他们只认“虎”牌，在古青记改为“川畜”后，也仍是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名头在美交易，何况如今猪鬃已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与国家的安危，美国的用量激增，不惜重金也务求到手？于是接着香港总局又派了一位局长亲飞重庆。“四大家族”虽大，可大不过他们的后台老板，在美国大老板动怒时，他们是连大气也不敢出的，于是行政院对那“办法”“重新核准”，改由“向贸易委员会登记”与鬃商“得在内地自行收集生鬃，加工整理”，这就等于收回了孔大少的尚方宝剑，不得“横剑夺爱”，实际上是孔祥熙败了，也是“四大家族”败了，古耕虞说：“官商的生意一向是做不好的，因为他靠的是特权，不是本事！”
这样，古耕虞又重新控制了猪鬃，可他为了抗战大局，也接受了贸易委员会下的复兴公司与不久后组成的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且为顾抗战大局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努力，献计献策，身体力行，甚至做出了一些牺牲。待到抗战胜利后，他又精心设计，更以手里的猪鬃与国际信誉为武器，逼使国民党政府解散了贸委会与富华。粉碎了官僚资本垄断猪鬃出口的局面，也就解脱了这种羁绊。决斗是激烈的，手段也是高明的。他先大造复兴公司腐败的舆论并开列出事实见报，再去调动美国进口商，两面夹攻取得了全胜。
他坚决不做国民党的官，而且层层与官作对，还常是赢家，反过来却要国民党的官做他的雇员，不过是在被他摆平之后。
最早的一场官司是为了直接报关的权力与重庆关打的，他赢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达到了直接报关的目的；最凶的官司，是与孔大少亦即孔祥熙打的，他也赢了，因为终究孔家“横刀夺爱”，没有成功；最大的一场官司，可以说是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打的，因为复兴也罢，富华也好，都是他们的代理机构，他又赢了，因为也达到解脱羁绊的目的！
当一九三八年他被形势所迫，也是为了托拉斯式的经营，在官方，则是为了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要限制古青记，决定组建“四川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他巧妙地以“应由四川山货业全行业投资”的办法，既保了他的权利更排斥了官方的介入，也应付了政府的要求，因为所谓“全行业”，也不过是他的古青记与仅余的瑞鼎、祥和、和祥等三家，后者这三家又是早已忠耿地依附了他又股份甚微的，因而，其实只是他自己与自己“联营”，只不过在国内戳了个应付官府的“四川畜产品公司”的招牌，在国际市场上仍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名头交易，这是美国这个大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银行给他出的好主意。而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却聘用了曾任四川军阀杨森军需处长的周克明，不久周死，又聘用了曾任四川省贸易局副局长、军阀刘文辉二十四军的代表吴晋航。无论是周还是吴，都曾是“政府要员”，而吴的身分、声望要比周高得多，也都曾与古耕虞有过程度不同的较量，在腐朽的官府中他们虽为败将，在“川畜”的职位上却可称职，由他们出面应付官府与复杂的政治环境是绰绰有余的。
另外还有几个“川畜”的雇员，也是古耕虞先击败再从官府中挖出来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张华联与王君韧。张华联曾是官办的富华公可业务处副经理兼主任秘书，职位可谓不低。古耕虞在攻垮这个官僚资本垄断机构时曾一度将攻击矛头指向他——实际上是通过他攻击其总经理席德柄，张华联也只好甘做替罪羊。可在处理具体问题中，古耕虞发现张华联不仅有才而且有正义感，冒着很大的风险维护合同，是个他理想的、难得的人才。因此他于富华撤销当时就恳切地提出聘请并约定了时间。抗战一胜利他就“三顾茅庐”先后诚聘张华联担任总经理办事处主任、香港公司代理人等要职。王君初曾是职位很高的中国银行权力中心的三大支柱之一，总秘书，解放前夕，古耕虞一是为了自己的企业，二是为了给新中国留下难得的人才，聘用了他，而王君韧不但肯“屈就”，而且为他出了不少力，特别是后文要说的对美的那场大官司，出了很关键的主意。另一个袁中霄，虽没怎么实际就职，却也屡被官方启用，只是他本人不肯罢了，正是这个“不肯”才更投合了古耕虞的口味，再考其本领更为满意，便诚聘过来，并当即委以方面重任。这三个人都成了他的得力的心腹大将，为他的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受周恩来重托，与杜鲁门斗法
他全副身心地投效了新中国，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
早在抗战初期，古耕虞就从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的深得人心中看准了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大局。因而有意结纳共产党，真诚地与一些党的干部接触，很快地通过这些人与周恩来做了朋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重庆，兼领导南方局。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常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邀请并接待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因特务猖狂，许多被邀者都十分小心，冒着很大的危险，连与亲人都不敢稍露消息，古耕虞则有请必到，从不犹豫。此间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坚定了投效共产党的决心。
“猪鬃既象征我的财富，也象征我的事业。”
他更爱的是事业，事业是他的一切，他有极强烈的生财欲，却决无对财产的占有欲。买卖中他“不让一根针”，生活中可随时“送一匹马”；绝不奢靡，不乱花一文，却可以毫不吝惜地送给人。他曾经是典型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力求通过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