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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一阵，几乎看不出是一个总经理。他是非常讲究仪表的，但那时却是衣衫不整，满身羊膻。他那时经常发脾气，眼神发直，样子吓人。有一回，还晕倒在地，被人抬走也不知道，睡了不到三个钟头，刚醒，就又找人谈话。”
“非常讲究仪表”的人，是决不轻易地不讲究，甘愿“衣衫不整，满身腥膻的”，累得“晕倒在地”，却只休息了三个小时，这是怎样的苦干法，不待细说。他是总经理，是公子哥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德昌”是他个人的，“东亚”却是大伙儿的，为“德昌”他没费过这么一小半心力，那又是为什么——理想！发展实业，救国图强的理想。理想的高度升华，必是灿烂而高贵的鲜花！
更有深层的动机在鼓舞着他，东亚开工于九一八后不久，东北沦陷，大批难民也涌向了天津，宋棐卿心里难受，尽管他为了办“东亚”，资金紧张得卖掉了许多东西，甚至他太太的一些首饰，已是毫无积蓄了，可他还是义不容辞地毅然捐献，在“山东同乡会”等团体发动的募捐活动中，他几次出钱出物，有人记得清的一次，是棉衣五十件，现洋五十元，向“联青社”捐赠的一次是玉米面两千斤，大米一千斤，现洋一百元。在此刻的经济拮据情形下，一再拿出这些衣物钱粮，他实在是要勒勒裤带的。因此，他才更要办好“东亚”，早日办好“东亚”。在研究筹备建厂事宜的会上，他曾一再激动地表示：集资办厂，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何况如今又国难当头？请拿出你可拿出的每一文钱，不要再存在外国银行里却心安理得地为个人与外国生息，还是来仗大义兴办实业为国家与民族争利吧L要力争“东亚”尽快开工，早开工一天，就等于为国家收复一寸土效出一分力。
他用他的真挚的语言，积极的行动，全力以赴地投入，捧出了他那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东亚”、“抵羊”，实业的具体实体倾注着这样一分滚滚的热血，溶人了他的心魄，能不比他的肉体躯壳更为重要么？
第一批毛线，质量可想而知，实际上无非是试生产的产品，可是“东亚”不富裕，要销出去才有下一步运营的资金，心里装满了“东亚”的宋棐卿，此刻也满满装着东北难民，于是，他不需怎么思索，就打好了一个主意：去找那些富家子弟！说实在话，相当一部分富家子弟，在宋棐卿面前实在是不够档次的，不仅站在一起相形见绌，甚至都很少有共同语言。宋棐卿对这其中的某些人也是鄙薄的。然而，此刻他却要向这些包括他所鄙薄的富家子弟屈节相待了。他亲自带人带线，跑到天津的“阳城”、“下蔡”，跑到围观难民的公子哥儿们面前，向他们折价兜售“东亚”的新产品，并指着难民们说：“献一分力吧，他们至今还捂着破棉衣！”他折价卖线给富家儿，再动员富家儿当场将折价买到的线捐给东北难民。他的心腹中有的人感到这样做太丢贬他的身分，他却说：
“身分比起‘东亚’和难民来，又算做什么呢？我虽屈人一头，却一屈三得：既处理了积压，为‘东亚’获取了资金；又让那些人减少了一点造孽；还为难民们出了一点儿力，丢贬些身分面子还不很值得么？”
是的，身分，面子都不及“东亚”的一时之利重要，可他却为了“东亚”，毅然许出了“德昌”。由于广泛招股，后来又一再增股与赠股，宋棐卿在“东亚”的股分越来越相对的缩小。可“德昌”，却是他宋氏的独家产业。平日里，他很少为“德昌”操心，精力几乎全部投放于“东亚”，为了方便，“东亚”一开工，宋fei卿就将原在法租界六号路的德昌迁到了意租界五马路与“东亚”一道挂起了牌子，继续经营进出口业务，却是为了便于资金周转！
一切企业，尽管考虑得再周到，准备得再充分，一正式启动，必有预料不到的问题发生，“东亚”自不例外。尽管副理宋宇涵留美专攻了纺织，重礼聘来的张汉文又是留法专攻纺织的且具有多年经验的专家，技术力量可谓雄厚，然而百长难免一短，百密犹有一疏，他两个人对国内羊毛的精梳精纺的技术要求尚不纯熟，虽只一环，却是关键，使“抵羊”黯然失色；线条不匀，颜色暗淡，缺乏柔性与韧性，从外观到手感都不如洋线，而成本却相对地为高，因而启动不久，就造成了大量的积压，危机高压而至。
宋棐卿既冷静地毫不动摇，又积极地采取可能采取的措施。
他提出缓拿薪金。
为了交际，他献出了家中细软，却不走公司帐，不要公司还。
为了解决精梳精纺这一关系重大的主要矛盾，他亲赴山东，为了重金求贤，他罄尽个人所有，甚至卖掉了夫人最心爱的一些首饰，聘请了王启承——齐鲁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王启承在他赤诚的实业救国精神感召与恳求下，倾盖如故，引为知己，毅然辞职赴津，做了“东亚”公司的化学实验部主任。经过了认真地一番考察化验，使主要症结，迎刃而解。
在重压下，他为了稳定军心，决然地在公司上层会议上明确表示：
“假如东亚真干不下去了，请诸位记住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话，到时候，我将以德昌的全部与在座诸君均分！”
“德昌”是他的，“东亚”是大家的，只因“德昌”是进出口代理商，不是实业；而“东亚”却是实业。仅此而已，他就要弃“德昌”而顾全“东亚”！
“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这是宋棐卿着力增进“东亚”经济实力的名言。企业严寒很快地成了过去，“东亚”的春天欣欣而来，繁花似锦般地日新月异，做为实业，已不只立足而且鹊起于津门、但宋棐卿并无丝毫满足，他要大发展，而大发展就需要更大的资金，于是他调动了两大优势：“东亚”已夺得的市场优势，已获得的市场信誉；人头熟、交际广、善于公关之道的赵子贞，不但使一大批津门大亨：天津商会会长、金融巨头纪华、天津商会常委、纺织巨头赵真吾，天津商会常委、卷烟业同业公会主席王文典，天津大通银行董事长王以英，而且使沪上的名震全国的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光甫，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贺耀华，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俞君飞，尚有像张伯苓那样的几位大学校长以及医院院长，大使馆私人顾问，海关上的高级职员，都成了“东亚”的股东。
由于招股与赠股的积累，“东亚”的相当多数的员工都成了公司股东，究竟有多少？文革初曾有人统计公布，名单长长，贴了“东亚”的整整一面厂墙！其中占了原“东亚”工人的大部分。那目的，自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提供一份“东亚”资本家的名单，以供“清算”与“批斗”！
为了“东亚”、“抵羊”，受操劳他固然某之若饴，至于受委屈，遭屈辱，他也委屈求全。舍不得，舍不得，只有逆来顺。
日寇占领天津，给天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措手不及，不得内迁，可宋棐卿完全有机会也完全有条件出走，往内地图谋新举。然而他又对“东亚”、“抵羊”怎生割舍得下？他既不肯做汉奸，又不肯为日寇所用，更不肯舍弃实业，这就必然穷于应付，常常是困扰不断，晦气重重，以致窘迫不堪，他都咬紧牙关，忍受屈辱，硬是母鸡护雏般护住“东亚”，决心与“东亚”共存亡！
抗战胜利后，他抱着巨大的希望，怀着无限的喜悦，欲放开手脚大有作为，可是，国民党一盆又一盆地凉水，一度又一度地盘剥，不仅使他壮志难酬，而且使他欲自保已是不及，因此他心灰意冷，也正因为如此，一九五０年在听到一些不支持他的话与一些刺激他的自尊的说法后，才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