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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今东北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谈起毛线，犹说“抵羊”！
参加展览会，展销“抵羊”。凡是听到什么地方举办展览，宋棐卿都是极力设法参加，甚至做为具体规定：同仁中，凡有通报各地举办展览会消息者，奖励银洋二十元；凡有促成东亚参加展览会并为东亚谋得有力地位者，奖励银洋一百元；凡有为“抵羊”公开展览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方案并切实可行者，亦奖励银洋一百元，并另赠“抵羊”五磅。用此种种极力寻求、亟谋参与，“抵羊”的展览几乎经年不息，“东亚”已不仅在东亚，在东南亚也驰誉享名。而且，展览形式亦不断翻新。如利用图片、模型生动而详细地介绍由原毛加工到成品的生产程序，更将每一个加工环节：进料、梳毛、毛条、前纺、后纺、染色，整理成各自出现的粗劣样品与其成品对照比较，不仅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还可使参观者增长有关生产、鉴别、使用毛线的知识，鉴别中比较，比较中鉴别，“抵羊”在毛线市场的质优价廉，不言而喻。再如，展览期间，宋棐卿还动员一些社会名媛临场现身说法，边实际操作边做介绍，以传授使用“抵羊”的编织优点，兼传技术。这使许多参观者大感兴趣，一些人当时就现场购线，当场学织。
自办杂志。为了扩大影响，宋棐卿主办了一个家政型杂志，依其基督教义，取名《方舟》。教徒们自然熟知也崇仰“亚诺方舟”，而当时天津的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妇女，有几个不是基督徒？而这《方舟》，由于宋棐卿不惜工本装饰，不惜重金约稿，又都是众所关心的热门课题：家庭与家庭关系，妇女与妇女问题。基督教义自与封建礼教大有差别，在对待妇女与妇女问题上，前者要较后者进步得多，自也在客观上冲击与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宋棐卿也不时地动笔撰稿，也写过一些生动有力的文章。譬如他在一篇抨击军阀摧毁破坏民族工商业的文章中，形象地把军阀比做洋人的恶奴，把中国比做金碗，恶奴们毫不吝惜地摔碎了金碗，争相抢到碗片，然后拱手捧送给各自的洋主人，再恶狗般争抢洒在地上的饭粒，吞入了自家的私囊！要救国强国，就只有努力兴办实业，以弥复这个灿烂的金碗，再将生米煮成熟饭，装进金碗里，以奉献与供养国家与国人。
类似的既生动形象又鼓舞人心的文章，时见于《方舟》，人们，特别是妇女们，更像欢迎教义中的“亚诺方舟”般欢迎杂志《方舟｝。欢迎、了解《方舟》，自然也就欢迎、了解与《方舟》关系密切的“抵羊”，更何况“抵羊”还不时地活脱脱地登上《方舟》呢！
宋棐卿就是这样无孔不入、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宣传“抵羊”，他行也“抵羊”，坐也“抵羊”，想也“抵羊”，说也“抵羊”，家里、厂内，交际之间，无不“抵羊”，逢会必强调“抵羊”。在一次高级职员会上的一番话，正是他对“抵羊”感情的典型流露。他说：
“东亚这篇文章的大题目就是毛线，一切遣词用字都不能离开毛线。而毛线要靠毛线养。所以，我宁可放弃德昌的‘飞得禄’，而事事不忘用‘抵羊’做引，还用‘抵羊’收尾。别人交往应酬多是请客吃饭，吃完了人家知道的却是某某饭庄的厨子好坏。因此，我在交往应酬中尽量是赠送‘抵羊’牌毛线。有人说我这样是侵犯了股东分花红，其实，这正是为了股东的利益宣传东亚，没有毛线，就没有东亚，自然也就没有了股东们的利益。这是需要东亚同仁平心静气多加解释的。”
连夫人也被他调动了起来，受了感染，几乎在任何场合，见到宋夫人都会发现她手上、袋里正有“抵羊”，而且往往是正在编织着什么，其熟练程度更为令人惊佩；一天能织一磅多毛线量，而且细密、精巧，花样翻新，高速地编织出来，再快速地送了出去，这特殊的礼物自也宣传了“抵羊”。
由于长期不懈、多渠道、全方位、灵活多样、无所不尽其方的宣传，“抵羊”在洋货倾注的高压下冲刺有力，走向全国，畅通无阻，在许多民族实业产品出路难中，独树一帜，奇迹般地突飞猛进。这固然有着许多经营上的关系，而格外地注重产品宣传这个现代化手段亦有它特殊的作用，有些手段已与今天的甚为接近，这也就充分显示了宋棐卿的经营意识是超前的，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中，现代化经营意识最浓烈者之一。
“东亚”厂内会使人想到沙漠中的绿洲
在陈旧的习俗包围中，他高举起《东亚铭》，向现代式文明进军，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小环境”，新鲜而生动活泼的局面，使人想起了沙漠中的绿洲。
在二三十年代的经营中，也有着花花绿绿。然而，尽管只从形式上看，也脱离不开传统的张灯结彩，金玉其外，往往的有些败絮在其中，环境氛围除热闹些外，很难寻求些进取的迹象，更不消说制度管理，目标规范，精神建设了。甚至有的企业，竟以为多余，只单纯将眼光盯在赢利上者，大有人在。可宋棐卿不，他在制度、目标与精神的管理与建设方面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投放了大量的资金的。
一个企业的内部形象，往往反映着它的精神面貌、经营情趣，所产生的心理效应，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兴衰。
宋棐卿是十分重视他的企业的内、外形象的，一进东亚，便觉得爽然一新，虽每日里都有数量很大的原毛与毛线的频繁的出出入入，可既不见其脏亵，也不见其零乱，办公楼、厂房都给人一种洁雅脱俗的感觉。进入公司内部，第一观感就是整然有序，而且具有今天文明建设中“标语上墙”、“目标管理”等具体手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在高高的山墙上的几行宋体黑色大字：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
大饭堂里迎面显眼的大墙上则是用黑油漆刷写的巨幅横额，明晶晶八个大字：军事纪律，基督精神。
且每字之下，俱以英文对照。
左方，及人稍高地立着一块特殊的标语牌，这牌不是单面，而是数面叠合，面面都是浅米色胶合板，精裱细装，形同书页，可供翻阅，一体的爽目黑字，扉页上赫然标示：“东亚公司主义”，逐页翻去，便是这“主义”的总括内容：一、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二、使游资游才得到互相合作；三、实行劳资互惠；四、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
右方，对村而立的也是一组标语，标明着：“东亚公司厂歌”，看下去，那歌词中有：
工友齐努力，实业救国，实业救国，中华得振奋。
爱护东亚，精诚团结。
打起无畏精神，努力织纺生产。
尚有一分更为重要的要人人必有、家家必备的公司要求标准《东亚铭》，亦即东亚公司东亚同仁的座右铭。在公司的办公室里，每个职员的座位旁，在每一个正式职工的家里的正面墙壁上，都悬挂起这印制精美、裱装于精制的镜框中的《东亚铭》，铭文共分九部分：主义，公司主义，做事，为人，人格，尽责，功绩，过失，耶稣圣训。每段铭文均采用格言与韵语式，简明通俗，读来上口。易于记忆，也较为切实可行。
这些不是摆设，当时也无须做出样子来供什么检查部门检查。横幅、标语、《东亚铭》自然并不必检前一陈，检后一边扔，正相反，总是维护其清新。检查也是有的，只是不是什么上司，而是他们自己。
为了保障这些精神建设不致流于形式，也为了更扩大精神建设的范围，并使其不断深化，扩展，宋棐卿着意留心选择专门人才，特聘了曾在国外留学专攻心理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何清儒就任人事部主任，主持对职工文明教育与精神训练。宋fei卿是因事聘人，恰好何博士归来，当即重礼聘用，后来成了他的妹夫；绝非因人设事，先成为妹夫，后聘为人事部主任。是宋棐卿重视精神建设，才专设机构，重聘专家的，可见他用心良苦。在当时的私营企业中实属难能可贵，具有独创性，现代性意义，贡献非小。
在宋棐卿授意下，何清儒用心编写了《东亚精神训练讲义》，出自博士手笔，又加以用心，自是甚有价值。《讲义》还分为甲、乙两种本，印刷成册，分发下去，甲种本供向职员们宣讲，乙种本则面向广大工人群众。
而且，宋棐卿做为制度，规定每天上班前十五分钟，为宣讲时间。届时，各车间管理人员须及时召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