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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是友，是团结的对象，这是当时确定的基本国策，而民族资本家仅从解放战争而言，也确实是大多数程度不同地起了一些作用。天津解放前夕，1948年十一月末的一个星期天，华北局和中共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委托曾在宋棐卿的“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做过工的中共党员石小东专程夜访宋棐卿，向宋棐卿重申了中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宣布的“约法八章”，并转达了当时任中共华北局主要负责人，天津解放后就任该市第一任市长的黄敬的具体指示：进入天津后，要争取宋棐卿的合作，希望宋棐卿保护好工厂，以利于日后建设新中国，发展民族实业，发展民族工商业。宋棐卿欣然接受，并作出了努力。除组织好了护厂队，还亲自搬进厂内，并将各部主任与高级职员组织起来，轮流值班，保护好工厂。而且还抵制国民党的城防所需的经济掠夺，将库存的毛线、呢子、布匹、红糖、食油等物资分发给工人，实行分散。并特将牢固的厂内楼下梳麻部与精梳部提供为工人及其家属的临时避弹所。更以个人身分积极活动以策动天津和平解放。
与石小东联络上不到半个月，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宋棐卿暗地里出面，邀集了华牲进出口贸易行总经理毕鸣歧、华北酒精厂总经理徐晓庵等工商界人士，统一认识，共同行动，一道出面郑重地敦请参议会倡导和平运动。他们面见了时任天津市参议会的主要负责人中纺天津分公司经理杨亦周。要求杨以参议会的名义发起和平运动，劝导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顺乎民意，停止对抗行动；并打通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的关系，促请李在国民党军队溃退、解放军尚未接管的空档内，组织警察，维持治安。陈、杜二人虽曾犹疑，但最终还是下了决心，李汉元也主动投诚。在解放军入城时，东亚公司也及时地贴出了醒目的告示：
“奉上级令，为协助人民解放军顺利展开解放工作，维护本公司产业安全，并建立新秩序，特组织工人纠察队，希本公司工人踊跃参加为荷。”
宋棐卿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资本家，就是这样的一位“四友”中的好友。
为了促进解放战争的进展与彻底胜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南京解放已几天，上海攻坚战尚未开始的一九四九年四月末，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日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视察了具有重大战略后方意义的天津。
党中央这项决议是英明的，刘少奇此行所负的使命也是重大的。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亟需两方面的充分而有效的准备：在军事上，需要充分的军备给养的准备；在政治上，则一些成分与情况都很繁杂的城市，如南京、上海、南通，与西南的重庆，中南的武汉，华南的广州，都需要宣明政策与取得接收和管理方面的经验。而天津，开埠最早，是华北的第一工商重镇，情况与那些大城市相类，十分典型，又刚刚解放了三个多月，是最理想的传达、落实、贯彻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点。因此，才派出了一名中央副主席亲临。刘少奇不负使命，到天津后，工作很是出色，他忠实而灵活地、积极而有效地传达了那次刚开过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精神，进行了全面的活动与广泛的接触，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会议、谈话，日不安席，却又井然有序。他神采奕奕，谈锋犀锐，明快而又充满了信心与幽默，深入全面而又生动有效地传达了大会的方针与政策，使其深入人心，立见显著成效。其中，自也必不可少地广泛地接触了工商业者，特地邀集了天津工商界人士，召开了座谈会，这是传达会议精神的重要一环，除作用于天津本身外，还要以天津为实际榜样，影响与指导其他尚未解放、即将解放的大城市。在会上，刘少奇亲切而中肯地详细解释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具体的政策原则。宋棐卿自然在邀请之列。听了刘少奇的传达，他甚感兴奋，也自然地激发了他几乎已被国民党毁灭的生平夙愿与梦寐以求的理想：将东亚公司发展成大型的托拉斯，成为救国的强大实业。正因为是三十年一年比一年更强烈地执着追求的一个梦，所以他曾用心血写就了洋洋数万言的发展计划，他要把东亚公司发展到具有十家大型厂规模的联合企业。抗战胜利后，他曾屡为此事而兴奋，而拼搏，可国民党却左一刀，右一斧，砍得他无以招架，遑论发展？因此，他将这数万言心血凝成的计划命名为《我的梦》，而且是难以为续的梦！天津解放了，他虽对解放军拥护，却更觉梦已成空。如今听了刘少奇这位中共的大人物，党中央的副主席的一席话，一席态度明朗、语气肯定的话，一席充满信心、饱含鼓舞的话，他中枢兴奋，旧梦重圆，躁动着他那已趋向于桔井般的心，躁动得他已年届“知命”的半百人又似焕发了青春。曾几何时，当四十七岁被国民党的特务工会折腾得焦头烂额时，一向醉心于实业救国、舍尽一切也不肯舍弃“东亚”的他，曾精神萎顿，心灰意懒地说：“总觉得越干越没意思了，我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天不助我，我还拼这条命干什么？”此时，他似乎觉得忽然之间“天助我也！”——“党助我也”！中共的大首脑那鼓舞人心的话，那明明确确的大政方针，实在叫他兴奋不已，兴奋中竟似勃勃少壮般，向刘少奇恭敬地呈上了他那《我的梦》。“梦”中详细而准确地分析了天津的优势的经济地位与特殊的商业作用，凭借这些优势与特殊，吸收资金，利用原料都是大有可为的；“梦”中也详细阐明了国内毛、麻、棉、丝等原料的分布、生产、供给的具体情况与变化；提出了利用国有资源，发展国货生产，以纺带织，以织带制，积累资金，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完善从纺织到纺织品的加工制造的体系化经营，使针织、成衣形成系列，以为发展民族工业，建设巩固的国民经济的生产基础。这个“梦”编织得十分精美，像他的细纺，名动全国的“抵羊”牌毛线那么大动人心，那么华丽，又那么致密、细匀、严谨；像“抵羊”没有次线丝那么没有废话与败笔，还绘有精制的图样——好美的一个“梦”！他对他的梦是珍惜的，是视为生命的底蕴之一的，他从未轻易示人。可今天，他觉得有将心捧给中共这位重要人物的必要了，这对他来说，是喜悦，也是重大的抉择。事关重大。因此，他在呈送时，不仅是郑重地双手捧上，而且那捧上的双手分明在激动地颤抖！
刘少奇很重视这个同路人，这个“友”所棒献的一颗心，很认真地读识了这个“梦”，以他非凡的政治眼光与党的当时基本政策精神，读识了这个“梦”。他很为这位革命的同路之友为振兴民族工商业，基于实业救国所做的梦而感到欣慰。从战略上看，前方亟需军备补充，发展实业是重要而可靠的补充手段，是解放大业的急需；从战术的角度看，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而经国民党敲剥、摧残，再于失败前夕横加破坏的烂摊子，处处待理，仅就天津当地而言，就有着极大的饥荒与失业的存在。这是个亟需解决而又十分难以解决的重大的社会课题，它突出地关系着城市的安危。据后来统计，当时的天津市人口尚不到二百万，可难民竟多达二十五万九千五百人，占全市人口百分之十三尚强；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即三十万工人中已有十万失去了工作。这是多么沉重的经济压力与政治压力，而重负之下，又怎么能确保更沉重的支前？怎么能让那正待解放而尚未解放的一些类似的大城市的市民们放下心来？而在当时那么个巨变的情况下，又怎能仅靠国家来全部解决？如果民族资本家能在发展其实业中，解决哪怕一部分失业问题，也是于大局、大计十分有利的。而此时，宋棐卿的“东亚”公司也因原料不足，生产不正常，造成二百多失业者，这些工人也乘刘少奇来津之机，通过工会组织提出了复工的要求。因此，刘少奇在看过那个“梦”后，对这个真诚靠近党的同路友人说：
“你这个计划很好。你不是要发展工厂，发展生产么，现在有这么多人（指“东亚”失业的二百余人）你怎么不要？”
宋棐卿回答说：
“我不愿意多剥削了！”
这话自然是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