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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对蒋介石即将彻底叛变的形势还未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蒋介石会被上海资产阶级支持的群众运动所淹没。而张国焘却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警告人们不要抱有这些幻想，结果被斥为失败主义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页。
这时，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突然严峻的形势，还认为蒋介石是可以利用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斯大林一心想把蒋介石这只“柠檬”挤干以后再扔掉。鲍罗廷也认为他的口袋里还有“草”，还能牵制蒋介石。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蒋介石这个尚未被斯大林挤干汁的“柠檬”，这个还未将鲍罗廷口袋里的“草”吃净的“马”，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怂恿下，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举起屠刀杀向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
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的反动军阀也纷纷效仿，无数革命志士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蒋介石的叛变给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以沉重的打击。震惊之余，他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能够挽救危局的办法，而是将中国革命未来的命运紧紧地系在汪精卫这个并不可靠的所谓国民党左派身上。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已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便于4月中旬迁到汉口。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之间、共产国际代表之间、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也在汉口拉开了帷幕。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出席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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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这次代表大会本应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作出正确回答，以挽救危亡的局势，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次大会虽然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指导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通过了一些与右倾政策相对立的决议案，但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防止武汉政府右倾、如何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如何进一步和普遍发动工农等都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也未作出正确的回答。张国焘在五大当选为中央组织部长。
五大未能就党面临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五大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不得不为如何应付急剧变化的局势经常召开会议。所有的会议基本上都是在讨论中度过，与会人员各抒己见，无法形成统一的观点。结果是，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最后还是陈独秀或鲍罗廷说了算。张国焘对此状况不满。在5月12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张国焘对鲍罗廷为了改善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而提出的退让意见鲍罗廷的意见是： （1）两党密切合作，共同解决所有问题；（2）制定对小资产阶级的总的政策，没有这种政策，灾难就不可避免；（3）制定对农民的总的政策。其中第（3）点是要求对农民运动作出限制。表示反对，他说： 鲍罗廷指责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政策，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派遣工人和农民到军队中去，并把他们武装起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
5月21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等一方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方面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并借机以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限制工农运动。
接连的打击使共产党方面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之中。在苏联，不赞成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舌战；在中国，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更是为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争论不休；中共党内坚持妥协退让的一方与主张反击的一方也互不相让。
5月27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应付时局的策略。会上，张国焘主张采取进攻行动。会议根据罗易的提议，作出一项“为了准备进攻而实行策略性退却”的决议，而张国焘的主张被作为决议的附件列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此时，中共中央仍然对汪精卫抱有幻想。6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罗易起草、陈独秀签名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 “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在陈独秀看来，拉住汪精卫保全统一战线的惟一办法不是发文章、作决定，而是实实在在地向汪精卫让步，限制工农运动。
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
这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武汉国民党统治集团，都把希望寄托于同冯玉祥在河南胜利会师。
冯玉祥虽然曾经宣布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合中共，并从1925年起接连不断地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甚至亲自去苏联学习、访问，但仍不免带有军阀政客的投机习气。蒋介石叛变后，武汉政府组织了第二期北伐，冯玉祥的国民军也作了响应，驱逐了奉系军阀在西北的势力。当6月1日他的军队与武汉北伐军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既想独占北方几省，又畏惧工农运动的迅猛开展，同时担心宁汉一旦开战，奉军势力必卷土重来，他的军队则首当其冲，孤立无援，所以他极力主张宁汉合流，共同对付奉鲁军阀，这样，他的国民军才可在西北立足。
北伐军与冯玉祥部在河南会师后，冯玉祥向汪精卫发出了在郑州会谈的邀请。
郑州会议正是冯玉祥策划宁汉合流的一个步骤。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不知道冯玉祥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兴高采烈地认为： 这次会师郑州为北伐战争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国共关系的紧张程度也会因此而得到缓和。
6月6日，汪精卫一行应邀前去郑州开会。
6月8日，张国焘主动要求前往郑州查明会议情形，并表示希望影响郑州会议朝着对共产党有利的方面发展。在得到中共中央许可后，他当天便乘坐京汉铁路总工会特备的专车奔赴郑州。到达郑州之后，他从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口中了解到冯玉祥已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便觉情况不妙。但他并没有彻底灰心，希望能够扭转局势。
6月10日上午，张国焘找到汪精卫。汪精卫虽然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但只说准备去车站接冯玉祥，并没有要谈下去的意思。昔日在一起尚能友好共事的两个人，此时已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张国焘没有理会汪精卫的拒绝之意，他向汪精卫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争取冯玉祥支持武汉政府，否则党国的安危和他个人的前途不堪设想；二是武汉内部的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问题，都可以经过协商来解决，中共保证全力支持武汉政府。
对于张国焘的一番话，汪精卫虽然饶有兴趣地听着，但又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只是回答要与谭辏а拥热松烫钢笤僮骶霾摺�
张国焘自知已无回天之力，便于11日匆匆赶回武汉，将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与鲍罗廷商量的结果，是等郑州会议情况完全判明和莫斯科的指示到达之后，再作决定。
郑州会议之后，汪精卫加快了反共步伐。而国际代表却要求中共继续让步，以期最后拉住汪精卫。6月下旬，武汉政府内反共空气日趋浓烈，中共中央的领导们以及鲍罗廷、罗易等都有一种大祸将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