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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走出广州，在更宽广的领域领导国民革命，广州政府开始酝酿迁都武汉。对此，张国焘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于11月17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反对迁都武汉的理由。他认为，此举会使政府的威信降低，而且会与唐生智发生冲突。此信转到在南昌的国民革命军军事总顾问加伦手里后，加伦专门于11月22日给张国焘写信，对他的担忧提出不同意见。《布留赫尔给张国焘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633页。
这时，根据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的决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至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党部委员是分批行动的。为了使工作不致间断，先期到达武昌的委员于12月13日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情况，任命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负责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势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北伐胜利；同时兼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势力和声誉也在迅速扩张。这时，他的右派真实面目便渐渐显露出来，大有尾大不掉之势。国民党中央内一些比较“左”倾的领导人，针对蒋介石日益膨胀的野心，积极主张恢复党权，巩固同共产党的合作，迎接尚在欧洲的汪精卫回国，以起到抑制蒋介石的作用。
这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作用估计过高，非常害怕蒋介石一旦走上反动或趋于消极，就会使北伐战线崩溃。为了保证北伐继续进行，完成统一大业，他们主张对蒋介石迁就退让。同时，他们也指望汪精卫回国，使国民党左派强大起来，以阻止右派势力的发展。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在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批评党内有“左”倾错误，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等，认为目前最主要的最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
为了挽救已经出现的危机，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规定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作斗争。这就把与右派斗争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并不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左派身上，而且把一些有某种“左”倾表示的军人和政客也作为国民党左派来依赖。特别是对于汪精卫，不仅主张把国民党的党权和政权交给他，甚至主张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交给他来领导。
张国焘不仅赞同十二月会议的一系列决议，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尽量贯彻执行。
作为中共湖北区委负责人，张国焘遵照十二月会议精神，忙于处理“劳资纠纷”问题和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问题。
在张国焘眼里，首先看到的不是工农运动起来后正确的主流方面，而是一些“左”的错误。他指责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区委“粗暴地违反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而武汉工人“在劳资争议中，工人方面常采取加强压力的办法，强迫资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有时也发生一些侮辱资方的事件。在资方不遵守劳资协议或有某种破坏工会的行动时，工人方面常予以反击；有时会发生拘捕资方人员，戴高帽子游街的事。更普遍的是工人们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因工会的活动，妨碍了自身在工厂内应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员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不力和不遵从资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0页。。这样，十二月会议后他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纠正工人运动中这些过“左”的行为。
中国共产党为维护统一战线所做的种种妥协让步，都未能感动国民党右派这个“上帝”，相反却助长了其反动气焰，更使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运动陷于被动局面，导致了无法挽救的灾难。
十九 难挽狂澜
当时代进入1927年时，一个个厄运便相继降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中国革命的巨轮向黑暗和血泊中走去，无论是谁，也难以使其改变。
1926年年底，当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曾经深受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信任的蒋介石，便再也不愿意掩饰其军事独裁的野心。他先是挑起了迁都之争，一反过去要求迁都武汉的态度，强行扣留前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部分委员，企图迫使已经在武汉成立的临时联席会议称臣于南昌，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不料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不仅使已经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人表示反感，而且被扣留在南昌的委员中大多数人也不同意。在受到两方面反对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主张。
迁都之争的失败，并未使蒋介石的野心有丝毫的收敛。他开始明目张胆地散布对共产党人、苏联顾问、国际代表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不满言论，并指示他的爪牙破坏工农组织和由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各级党部。
然而，共产国际、斯大林却依然如故，没有改变对蒋介石的信任。《真理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吹捧蒋介石，说他忠于革命原则，服从国民党领导。在中国的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虽然看到了蒋介石已经反动，却找不到抵抗这种反动的真正力量，也无法改变共产国际、斯大林对蒋介石的看法，因而采取了政客式的伎俩，玩弄什么“迎汪抑蒋”、“迎汪反蒋”、“蒋汪联合”等等政治“魔方”，结果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坐失时机，使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愈来愈嚣张。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1926年12月和1927年2月两次武装起义的基础上，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及纠察队员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击溃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上海，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这之后，原来屯兵龙华、对工人起义袖手旁观的北伐军才在白崇禧率领下开进上海，并迅速抢占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当北伐军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绝不会想到，工人们浴血奋战夺得的上海，不仅是为蒋介石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而且不久就要变成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人民的“祭坛”。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为了干涉中国革命的发展，于3月24日下午借口北伐军攻进南京城时发生侨民被掠事件，猛烈炮轰南京，使中国军民遭到严重的伤亡。“南京事件”的发生，加速了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叛变的步伐。
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形势，当中共中央驻地仍在上海的情况下，4月4日，在汉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决定举行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工作由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组成委员会领导。
4月10日，在汉口的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等人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全名马纳本德拉？拉特？罗易，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27年2月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抵达广州。1927年8月返苏。后因攻击共产国际于1929年被清除出共产国际。1954年1月病死于印度台拉登寓所中。、多里奥、福京等举行会议，通过了由罗易起草的《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并决定将中央机关的所有档案转到汉口，同时任命陈延年为中共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这是针对局势的变化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对蒋介石即将彻底叛变的形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