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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的有： 鲍罗廷、瞿秋白、李大钊、高君宇、赵世炎、范鸿动、张国焘、彭健华等。会上，鲍罗廷首先谈到如何发展国民革命军军事力量的问题，他提出要在广东现有的军队中建立一个军事中心力量。他说： “现在要准备北伐了，需要强大而统一行动的军事力量，但现在广东的军队有不同的系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对军事行动不利。因此，我们决定培植蒋介石的第一军作这个中心力量，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培养军事干部，在财力和军事装备方面多予支持。”
他的话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大家纷纷提出疑问和不同意见。主要有： 1。缺乏军事中心力量固然对统一的军事行动可能不利，但也有使各派力量互相制约，而便于从中驾驭的好处；2。鲍罗廷认为其他许多派系的将领不一定可靠，但蒋介石是否可靠？他一旦羽毛丰满，是否还能加以控制？3。与其用极大的财力和物力培植蒋介石，何不使用较少的财力、物力来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
有的人还提出，现在很多工农自卫队用的都是长矛和大刀片，无法对付土豪劣绅的反动武装。
李大钊一向十分重视河南的红枪会，他在会上特别提出： “河南的红枪会是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力量，成分都是贫苦农民，但现在大都被土豪劣绅所掌握和利用，我们已派了一些同志去进行工作，还应继续派更多的同志去掌握这部分力量，还须派些具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去加强领导，在财力和装备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才好。”
但鲍罗廷却说： “目前应以北伐军的军事行动为主体，工农群众组织应作为辅助力量支持军事行动。目前不宜大张旗鼓地发展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会招致国民党将领的疑虑，对统一战线发生不利影响，不利于北伐战争。我们共产党员可以国民党员身份在军队中发挥作用。现在国民革命军中已建立了党代表制度，我们的同志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担任各级的党代表，在军队和黄埔军校中展开工作，只要我们把政治工作做好，便可控制军队。”
与会的大多数人认为鲍罗廷对党代表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作用估计过高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争论。
会议从晚上8时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才告结束。张国焘、彭健华和另外一个人只得席地而卧，在地板上睡了几个钟头，天亮后才各自离去。彭健华： 《一九二四年冬鲍罗廷在北京召集的一次会议》，《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
这一时期，正值孙中山抱病北京。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在孙中山指示下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临时政治会议，张国焘作为候补委员，也经常参加临时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张国焘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尴尬。他后来回忆说：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到会，严肃地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76页。
孙中山逝世后，聚集在北京的国民党要人和中共领导人以及鲍罗廷等皆纷纷离去，张国焘也终于摆脱了尴尬的境遇。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维汉等20人，张国焘也参加了会议。
四大在中共历史上是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会议。大会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大会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特别指出右的倾向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大会决定，共产党人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月22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由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具体分工是： 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委员。
同时，中央还决定组成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由张国焘兼任书记，李立三、刘少奇为副书记，邓中夏为秘书长，委员有： 项英、王荷波、林育南、李启汉、张昆弟、刘华等。
这样，自中共三大以来沉寂了一年多的张国焘，又一次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并继续指导全国工人运动。
2月7日至10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举行。到会代表45人，代表12条铁路的工会组织。这次大会除沪宁、沪杭尚无工会组织派代表参加会议外，北起黑龙江、南至广州的所有主要铁路都有代表参加。这说明，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一年来，尽管遭到了反动政府和军阀的破坏，但铁路工人运动仍有不小的起色。
在短短的四天时间内，代表们完成了18项会议议程。其中主要有： （1）“二七”纪念会与预备会；（2）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报告；（3）各路代表报告；（4）工人阶级与现状报告；（5）进行方针报告；（6）太平洋交通工人会议报告；（7）组织、宣传教育、合作社、救济失业及死伤问题；（8）审查抚恤款项报告；（9）各路代表提案；（10）讨论并通过各种议案等。
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中，充分认识到铁路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铁路工人是集中的产业军之先锋”。大会议决所需进行的重要方针十项： （1）恢复所有曾经组织之工会；（2）整顿现有工会，建立坚固的组织基础；（3）力谋工会之统一；（4）确立经济基础；（5）救济失业及死伤；（6）要求以前罢工争得之条件实行；（7）争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8）争集会言论罢工之自由；（9）赞助国民革命，并参加国民会议；（10）训练并教育工友群众。
与此同时，还举行了京汉全路代表大会。到会共16人，代表12个分会。会议决定恢复被反动军阀封闭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分会。有关会议情况见张特立：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始末》，《中国工人》第4期，1925年4月。
张国焘出席了这两次会议，并具体指导会议的进行。会后，他正式辞去京汉铁路总工会干事一职，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指导全国工运。
中共四大之后，工人运动有了更迅速的发展。仅从铁路工会方面来说，继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之后，京奉路总工会、京绥路总工会、胶济路总工会等各路工会也逐步恢复。粤汉铁路总工会和广三、广九铁路总工会相继宣告成立。为了加强对广东铁路工人的领导，还成立了铁总广东办事处。
作为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共中央工农部主任和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张国焘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于1925年4月在《中国工人》第4期发表了《职工运动复兴及其应取之方针》一文。他在文中指出：
自“二七”惨案之后，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了一个“降落”期，最近又呈“复兴”之势。职工运动复兴的原因有二： “一、工友们得着许多历史上教训，和不可忍耐的痛苦，知道非复兴工会不可。这就是复兴职工运动之根本的伟大要求，也就是职工运动复兴的主要原因。二、直系势力倾覆，各派军阀冲突剧烈，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发生变化，国民革命运动勃兴，给予职工运动复兴的种种机会和影响。这是职工运动复兴的次要原因。”职工运动的复兴必然引起封建军阀的镇压，于是，他提醒说，“现在段张专政的北方局面，与曹吴时代没有两样，他们对于工人必仍旧采取强暴手段，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要“认清工人的斗争始终是为本阶级的，工人的利益要靠自己奋斗得来。我们只能利用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