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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报告，大会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决议指出“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是远东各国劳动群众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远东各民族的劳动群众只有同世界无产阶级一起战胜帝国主义者，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发展”季维尔： 《共产国际的五年（决议和数字）》，《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辑，第290页。。
国际形势报告结束后，远东各国代表分别介绍本国情况。中国代表先后有六人在大会上发言。张国焘就中国形势问题作了主要发言。他介绍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情况、土地关系和农民状况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最后，他说： “我们这个会议，有绝大的希望。自此以后，我们劳动阶级，必团结一致；我们各民族间，必联络一气；我们革资本家的命，必一举成功。”罗章龙： 《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77页。
张国焘发言之后，邓培介绍了中国铁路和冶金工人罢工的情况、中国工会组织的情况以及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剥削的状况。于树德介绍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外国资本控制中国工业、外国货物充斥中国市场，致使手工业者破产等情况。张秋白介绍了国民党的现状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的情况。女代表黄碧魂介绍了中国妇女运动的状况。
1月2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作了题为《民族殖民地问题和共产党人的态度》的报告。报告特别指出： “中国劳动群众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把中国从外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土地国有，推翻督军统治，建立单一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实行统一的所得税制度。这个共和国必须照顾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在谈到共产党和民族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时，他强调，只要民族革命政党不反对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就应支持它，“谁不支持民族革命运动，谁就是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而谁反对发动无产阶级运动，谁就是民族事业的叛徒；谁阻碍中国工人争取独立，谁就是中国人民的叛徒”④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著：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8、48—49页。。
1月27日，萨法罗夫就代表们的讨论进行总结性发言时，又对中国代表说： 国民党确实是革命民主政党，它做了伟大的革命工作，我们希望将来同它并肩战斗，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民族民主运动，它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是支持它的。但他也要求共产党不能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纲领，要把工人阶级组织在独立于资产阶级影响之外的工会中④。
1月30日，会议就季诺维也夫和萨法罗夫的报告通过了决议。
2月2日，会议通过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宣言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阴谋，控诉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各国的暴行；表达了对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要求平等、自由和独立的强烈愿望。宣言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结成远东劳动者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先驱》第10号，1922年8月10日出版。。最后由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大会宣告结束。
这次会议，列宁虽为名誉主席之一，但因正在病中未能出席。这对于各国代表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不过，令张国焘没料到的是，他竟荣幸地受到了列宁的接见。
出于对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的关心，列宁在会议期间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邓培和朝鲜代表金奎植。
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中，对这次接见作了如下记述：
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很直率的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甚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 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我，并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我简单地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 “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四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已。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98—199页。
会见结束了，当张国焘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受过列宁接见的党的领导人。
张国焘出席远东会议期间，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份英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此宣言写于1920年11月，是由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起草的。张国焘发现了这个宣言，并决定立即将它译成中文，交给出席远东会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讨论。
他在译文前附有一个说明，其中道出了他翻译此宣言的目的。他这样写道： “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需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7页。
作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张国焘对一大文件没有由中共妥善保存万分遗憾。所以，当他发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英文本时，便迫不及待地将其翻译出来，一来可以弥补工作的失误，二来可以使代表团中的中共党员在空余时间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以利于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工作。
张国焘作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这种责任感是值得称道的。但令人奇怪的是，由他译出的这个宣言，一直保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在国内却未能发现，故而在几十年后才面世。
张国焘于1922年3月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远东大会的精神。这次会议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的指示以及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使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是革命的首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是完全必要的。这一认识促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态度。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和组织民主联合战线的态度，192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指出： 在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联络民主派共同奋斗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且，在中国现存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