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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国焘政治生涯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六 肩负重任
1921年7月23日。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望志路106号。15个操着不同口音的人正围在一张餐桌旁。
这时，其中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他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神情严肃地宣布： 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正式开始。
这就是会议主席张国焘，时年24岁。
从那一刻起至今已80多年。当我们后人对这段历史进行评说的时候，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即使当时李大钊、陈独秀因事不能出席会议，与会的代表中不仅有以办《共产党》月刊、在与研究系和无政府主义的笔战中大显身手而闻名的李达；有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颇有研究的李汉俊；有早年就投身反对清王朝斗争、经验丰富的董必武；有在陈独秀亲自指导下工作、且携带陈独秀亲笔信而来的陈公博；更有在湖南叱咤风云、在学生运动和驱张运动中声名显赫的毛泽东。张国焘，一个青年学生，有什么资格担任大会主席？
于是，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个会议主席是张国焘争来的。争的也罢，送的也罢，当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审视这个问题时，就不能不承认，张国焘担任会议主席虽然是偶然的，但其中也隐藏着必然。
继上海、北京之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济南、广州、长沙、天津等地也出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有的地方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且，经过国内党员的组织和联系，旅日、旅欧共产党组织也先后成立。这一切都表明，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初，维经斯基在离京返俄之前，曾建议李大钊应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迅速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然后加入共产国际，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并进而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同年6月3日，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到荷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组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8年被驱逐出境。1920年被邀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4月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工作到1923年。1924年4月回到荷兰。1927年脱离荷共。1929年建立托派组织革命民主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逮捕。1942年4月遭杀害。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他同先期到达上海的尼柯尔斯基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他在4月动身来华前，同时接受了工会国际（1921年7月3日正式成为赤色职工国际）委托的任务，负责在中共一大上介绍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并协助开展工人运动。一起，与上海党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开始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事宜。
李达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分别写信与正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由李达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
上海来信到北京时，正值北京大学暑假期间。北京党组织的部分党员利用暑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了个暑期补习班，为准备报考大学的学生补课。党员们分别担任了补习班的教学任务，邓中夏教中文，刘仁静教英文，张国焘教数学、物理等。他们接到上海的通知后，立即在补习班所在的地方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议。
据刘仁静回忆： 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为什么呢？因为在北京小组中，除了李大钊外，张国焘是另一个主要人物。北京小组的组织活动一般习惯于不惊动李大钊，所以张国焘就是日常工作的实际组织者、会议的主持人。再者，张国焘是北京小组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作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在选第二个代表时，邓中夏、罗章龙都曾是候选人。但邓中夏将要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出席7月在南京召开的会议，而罗章龙正主持《工人周刊》的筹备和创刊工作，所以他们二人都以工作忙不能分身而推辞了。最后，确定刘仁静作为第二位代表。
按说李大钊最有资格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但他当时正肩负着一项斗争任务，这就是从3月开始的北京国立专科以上八校教职员向北京政府进行的“索薪斗争”。李大钊先后担任了这次斗争的领导机构——代表联席会的新闻股干事、索薪刊物《半周刊》编辑，并在该会主席马叙伦生病期间代理主席职务，负责召集各校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并筹划一切。6月3日，当他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遭到军警的殴打，头部被刺刀戳伤。他不顾头上流着血，向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索薪斗争至6月中旬结束后，又值学年终结，李大钊由于公务繁忙，所以很难抽身去上海。
从两位代表产生的原因和经过可以看出：
（一） 虽然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还不到一年，但已形成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必要的规章制度。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而不是由某位领导指派，这在当时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中是首屈一指的。各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只有北京的两个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二） 对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虽然当时各地已有了一些党的组织，并开展了活动，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力量分散且无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不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肯定，更是集合全中国最先进分子，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得到社会主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使中国革命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从这一点来说，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虽有各自不能参加会议的理由，但从根本上看，是对上海会议的意义认识不足。
事有凑巧。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因种种原因不能出席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成立大会，另一位发起人陈独秀也因主持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并为上海租界所注意而未能出席。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既然南陈北李均不能出席会议，大会的筹备工作就落在了上海代表和北京代表身上。上海方面参与筹备工作的是李达和李汉俊。北京方面，由于刘仁静先去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会议，所以张国焘就提前来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共同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做准备工作。
当张国焘先于其他代表到达上海时，上海的情形是这样的：
1920年10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之邀，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党组织的书记职务由李汉俊代理。不久，李汉俊就与陈独秀在党章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那是在1921年2月。当时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回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便对陈独秀甚为不满，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李汉俊随后也起草了一个党章寄给陈独秀，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的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
李达觉得党组织才刚刚成立就闹分裂，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他把《新青年》停了刊，又把上海的党员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给李达，要李达来担任书记。李达：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是上海党组织内部的分歧。除此以外，刚到中国的马林也因为工作方法不当与李达、李汉俊发生了不愉快。
初到中国的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自居，在还不了解上海共产党组织具体情况的时候，就开始指手画脚。这使得秉性刚直的李达和决不盲从别人的李汉俊都很反感，故二人对马林采取不合作态度。作为马林翻译的张太雷，虽然认为自己有责任协调马林与二李之间的关系，无奈自身只是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无权干涉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