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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这个故事必然会戏剧化地围绕着道林·格雷的道德堕落这个问题发展，否则这个故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故事情节也就没什么主题了。保持这种暧昧不明而又奇妙无穷的气氛就是杜撰出这个故事的艺术家创作的目的。我敢说，先生们，他已取得了成功。每个人都在道林·格雷身上发现了自己的罪恶。而道林·格雷有什么罪恶倒没人知道了，因为他的罪恶是发现了他身上的罪恶的人强加给他的。
总之，先生们，我真是非常遗憾这样一篇毫无价值可言的文章竟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人们说《圣·詹姆斯报》的编辑应雇用加利班加利班，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中的恶精灵。译者作为他的资深批评家《圣·詹姆斯报》在6月24日发表了一篇庸俗下流的文章，名为〃狗的幼年时期研究〃，并随后开专栏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王尔德写了四封信为自己的小说辩护。他最后一封信（6月28日）的结尾几句话是：〃总之，先生们，请你不要迫使我因为每天的攻击而不得不写这些信了，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件无聊的麻烦事。因为是你先攻击我的，所以我有权利结束这场无聊的游戏。就让现在这封信作结吧，我请求你让我的小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不朽声名吧。〃原注，我本认为这句话是玩笑，现在看倒可能是真的了。《苏格兰观察家》不应该准许瑟赛蒂兹瑟赛蒂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名最丑陋、最会骂人的希腊士兵，在特洛伊战争中因嘲笑阿基琉斯而被杀。译者在评论中大做鬼脸，他不配谈一个如此杰出的作家。
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7月31日（？）泰特街16号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自从王尔德寄出给《苏格兰观察家》的最后一封信后，该报又就同一个问题刊发了一封署名为查理·威伯莱的信，信中提到了莫泊桑、陀斯妥耶夫斯基、福楼拜、都德和马洛。威伯莱的另一封信则署名为〃瑟赛蒂兹〃。王尔德的这封信以〃艺术与道德〃为题于8月2日发表。原注
先生们，你们的报纸上刚刚发表了一封论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信这封信在我看来可以说有许多方面是可敬的，特别是它一再坚持认为艺术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主题查理·威伯莱先生暗示说：当我发现《道林·格雷》的道德意义竟受到英美最重要的基督教报纸如此关注时，我一定会非常伤心，因为它们一度曾把我当做道德改革家而欢呼备至。
先生们，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不仅再一次向查理·威伯莱先生本人，而且也向你们那些无疑已心急火燎的读者保证，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历来把这种批评看成是对我小说的非常有益的补充。因为如果一部艺术作品内容是丰富的、有生命力的、完整的，那这自然会引起不同的评价。有美感和艺术感觉的人会在其中发现美，而那些更关注道德而非美的人自然只看到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训意义。它会让懦夫充满恐惧，让灵魂不洁之徒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罪恶。每个人都会从中看见自己。艺术真正反映的不是生活，而是观众。
因此，就《道林·格雷》来说，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就像出现在《演说家》等上面的那些批评家那样，会把这部小说看做是〃严肃而迷人〃的艺术作品；而那些只关注艺术与行为的关系的批评家，像《基督领袖》和《基督徒世界》中的批评家，就会视之为道德寓言。《光明》据说是英国神秘主义者的喉舌，它则视之为〃有很高的精神价值的作品〃。《圣·詹姆斯报》显然想成为好色之徒的喉舌，所以它就从中看到或假装看到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你们的查理·威伯莱先生温和地说他在其中发现了〃许多道德意义〃。很自然，他接着就会说这部小说根本无艺术性可言。但我承认，若希望每一个批评家都能从各个角度看一部艺术作品也是不公平的。即使戈蒂耶也有自己的局限，狄德罗也不例外。在当前的英格兰，歌德是轻易见不到的。我只能向查理·威伯莱先生保证：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他那种把道德极端化的手段是没有用的，艺术家不会因之而悲哀不已。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8月13日泰特街16号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自王尔德给《苏格兰观察家》寄去那一封宣布终止争论的信后，《苏格兰观察家》又发表了不少署名信，其中包括威伯莱的两封；T。E。布朗（一所诗歌学校的校长）的一封，信中多次引用左拉的话作例证；T。马克莱恩·库班的一封；布莱克·鲍恩（1867…1907，天主教音乐批评家）一封；威廉·阿契（戏剧批评家）一封。王尔德这封信发表在8月16日。显然这是王尔德给《苏格兰观察家》的最后一封信，但《苏格兰观察家》的书信讨论后来又延续了两周。原注
先生，我恐怕不会与威伯莱先生就艺术问题在任何报纸上展开争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写信对我来说总是一种痛苦的事，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很遗憾地发现自己不知道威伯莱先生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之所以注意到他的信，无论如何不是出于有意，而是因为他对我个人的评价是非常不准确的。他暗示说，一旦我发现以他为代表的某类公众和某些宗教杂志的批评家们坚持要在我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找出〃许多道德含义〃时，我一定非常伤心。
看了他的信，我自然希望能让你们的读者在这个一定会让历史学家很感兴趣的问题上形成正确的看法，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贵刊上表明我的态度，即我把所有这种批评都视做能增加我小说的伦理意义上的美的有益补充，对此我是心怀感激的。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从来都认为，要求一个平庸的批评家从各个角度评价一部艺术作品并不公平。我至今仍坚持这种观点。如果一个人能看到某种事物的艺术美，他就可能不注意它的道德含义。如果他的性情更易于受道德的影响而非美的影响，那他就不会关心什么风格啦、论述啦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歌德才能充分全面、完善地看一部艺术作品。我完全同意威伯莱先生的这样一句话，即他说他很遗憾歌德没有机会读到《道林·格雷的画像》。我敢肯定，这句话一定是他的得意之作。我只是希望某些幽灵一般的出版家现在能为极乐世界蒙上一层阴影；希望在戈蒂耶书的封面上也点缀着金色的常春花。
先生，你或许要问我为什么想让自己小说的道德含义受到人们的注意，我的回答很简单，即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包法利夫人》的主要价值并不是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训，《萨朗波》的主要价值也不是其在考古学上的意义。但福楼拜却完全正确地揭示了那些称这个不道德又称那个不准确的人实际上是真正无知的人。他不仅正确地运用了这个词的本意，而且从这个词的艺术含义的角度讲，他运用得也是正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批评家必须去教育大众，而艺术家必须去教育批评家。
请允许我再作一次纠正，先生，从此我就再不管什么威伯莱先生了。他在信的末尾说我始终公开表示欣赏自己的作品。我毫不怀疑他说这种话的目的是赞美我，但他确实过高估计了我的能力以及我的工作热情。我必须坦言相告，从本性和选择能力方面来讲，我是非常懒惰的。在我看来，优雅的空虚才是男人合适的工作。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报纸讨论，已经有216篇关于《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批评文章被我从书桌上扫到废纸篓里去了。引起我注意的公开批评文章只有三篇：一篇出现在《苏格兰观察家》上，我之所以对之青眼相加，是因为它谈到了作家创作的意图，而它的说法又是应该纠正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在《圣·詹姆斯报》上，这篇文章态度粗鲁，又写得暧昧不明，在我看是应该立刻受到严厉谴责的，其语气对所有的作家来说都是一种侮辱；第三篇文章对我的攻击相对温和一点，它发表在一份名叫《历史日报》的报纸上。我认为自己给《历史日报》写文章纯粹是由于固执。实际上我也相信就是这样。我已忘了他们说过什么了。《历史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不但攻击了王尔德的小说，而且讽刺了发表这部小说的杂志。它抨击《道林·格雷的画像》是毒草，充满精神和道德的腐烂气息。原注但我相信他们是说《道林·格雷》是有害读物。我想，我应该好心提醒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