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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要为光明的未来而奋斗。
１９４５年５月，纳粹德国战败，伏契克的妻子出狱，她找到了那位捷克斯洛伐克看守，从他那里要来了伏契克的手稿。她把这些手稿整理出版。这部凝聚着伏契克和他战友们鲜血和生命的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才得以与世人见面。伏契克本人却没能等到这一天，他在纳粹的监狱中被囚了４１１天，在受尽了种种肉体和精神折磨后，于１９４３年９月８日被纳粹分子秘密杀害。
伏契克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形象、他的事迹和他的著作却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本章结束）…恒言电子书
地下救援组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不用说了，就是在欧洲其它国家的犹太人也都岌岌可危。德寇铁蹄所到之外，犹太人首当其冲地成为消灭的对象，甚至连妇女儿童也难逃厄远。如在法国，就有一万五千多名犹太儿童被德国人抓起来运走，其中的大多数被毒死在设在波兰的煤气室里。
但是，就在纳粹德国极端惨无人道地挥舞屠刀的时候，有一个组织却与他们针锋相对，专门从纳粹手中拯救犹太儿童。这个连锁组织横贯全德国，其中三个领导人是两位天主教神父和一位基督教新派牧师——夏里特神父、杜瓦克神父和保尔·维格拉牧师。
夏里特神父是一个耶稣教徒，他有些神经质，由于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他的脸色苍白，倦态毕露。他一个人就设法庇护了四千多名孩子，是这项仁爱之举中的卓著人物。
１９４２年初，维希政府兜捕了几千名犹太人并把他们用船运往德国，夏里特神父得知这些被驱逐的犹太人被迫留下了他们的子女，共有１２０名，就千方百计地搜寻这些孩子，把他们安置到德国人找不到的地方，然后设法把他们送到乡下去。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先派出一些年轻的助手们——通常是些２０岁左右的姑娘——骑着自行车到乡下走访农户，以弄清这些农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否靠得住，同时还要考虑到他们有没有奶牛或奶羊，能不能给孩子提供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这些年轻姑娘们的足迹遍及了里昂周围方圆百里的地方，为大多数孩子找到了庇护所，另一些孩子被妥善地安置在教堂办的孤儿院或学校里。
就在夏里特神父把这些孩子藏起来后几个月，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屠杀越来越变本加厉了，他们甚至向里昂下达交出２００名犹太人的限额。维希政府十分恐慌，警察们向夏里特神父提议交出这些孩子去凑数。夏里特神父听罢勃然大怒，断然拒绝。警察对他恨之入骨，把他送进了集中营。
但是，夏里特神父不但没有向黑暗势力低头，反而以加倍的努力与他们作斗争。他在狱中写了一封致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的公开信，号召所有教会帮助犹太人，反对希特勒。这封信被偷运出去，并寄发给了一万名神职人员。这封信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鼓舞了无数的青年加入了抵抗阵线。３个月后，夏里特神父出狱，他放弃了教会干工作，并将组织转入地下。
夏里特神父以超人的智慧，组建了一个藏匿犹太孩子的复杂机构，成功地进行了许多救援行动。他的救援行动逐步地扩展到法国的每一个角落。他被公认为抵抗阵线的精神领袖，戴高乐任命他为地下组织的社会服务工作的总负责人。
杜瓦克神父属于教派。他身材魁梧，脸色红润，满脸的大胡子。战前他就以一个反排犹主义者闻名欧洲，他的家被纳粹抄了，他的住处被盖世太保每天２４小时监视，但他仍在二战中救出了一千多名犹太孩子。
１９４２年７月，德寇在巴黎围捕了一万三千名成年犹太人，把他们驱赶到一个大体育场里，并把他们的孩子强行拉走，整个体育场上哭声震天，善良的邻居们收留了这些孩子。杜瓦克神父冒着危险，派出修女领回了３０个孩子，并立即趁黑夜把他们分散到巴黎的亲朋好友家中，接着在城外给这些孩子们寻找安置的地方，使他们脱离了危险。后来，杜瓦克神父又把一批批这样的孩子送到了安全的地方。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孩子落到了盖世太保手中，并被送到了集中营，受到了非人折磨。他们在冰冷的库房里等候下一次征集。
保尔·维格拉牧师知道了这个地方的孩子惨状，勃然大怒。别看他身材矮小，灰白的头发蓬松得像个鸡窝，但当他一发起怒时，可真是吓人。他本来就一直在巴黎贫民区进行社会福利活动，这时他召集了１２个妇女，其中包括他的妻子，让她们马上进行营救活动。经过多方思考，他想出了一条有风险却很巧妙的计策：用德文起草一份命令，假称是盖世太保总部发来的，指示立即释放这些孩子。幸运的是，这条计策居然顺利地取得了成功。第二天，这位牧师在夏里特神父和杜瓦克神父的协助下，开始为这些孩子们寻找安全的住处。在各方面人士的协助下，维格拉牧师一共救出了一千多名孩子。二战后，他的名字和事迹被广泛地传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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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自由的隧道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４日，关押在德国萨岗第三空军战俘营北院的囚徒们悄悄忙起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来临：“哈里”隧道已打通，他们中的一部分幸运者今晚将从那里逃出去，奔向自由与光明。
夜幕降临，被选举出来的２４０多名战俘换好了平民衣服——这些服装都是战俘们自己改做的，收好了自制的干粮。他们压抑住心中的激动，等待着。
晚上８点３０分，一切准备就绪。第一名逃跑者提着自制的手提箱，穿着便服，活像一个旅行者。第二名打扮成一个工人，紧跟其后，从隧道竖井的梯子上走了下来。罗杰·布谢尔——他是这次逃跑活动的指挥之一——化装成一名商人，也在第一批逃跑者之中。
他们躺在自制的滑板车上，穿过几乎要令人窒息的狭长隧道，来到了另一端。然而，当他们撬开顶部的木板，正为呼吸到了新鲜甜蜜的自由空气中而欢呼时，却突然发现，洞口并不是像他们设计的那样在树林里，而是在离树林１０英尺远的一个开阔地带，从岗楼一下子就可看到他们。
怎么办呢？退回去，花一个月的时间等待下一个月黑之夜，同时挖开前面３０英里长的隧道吗？那样做并不比现在直接出去的危险小。而且，证件已填好了日期，推迟日期又得重新制作，而制作证也并不是一件小事。这样一商量，他们决定冒险出去。
好在德国人只将探照灯在铁丝网那儿扫来扫去，而巡逻的哨兵也是来回游动。趁哨兵背向他们的时候，第一个出去的人迅速爬过了那１０英尺的开阔地带，然后垂下一根绳子到隧道的竖井口。德国人一转身，他就摇动绳子，第二个人便爬出竖井。
就这样，他们在德国哨兵的眼皮底下分批逃出了７６个人——这比预计的速度慢多了。这条把战俘们引向自由的隧道从何而来的呢？
１９４３年春天，萨岗北院新设的战俘营里贴出了一张布告，征求志愿参加板球和垒球运动的人，署名是“大X”。战俘们一看之下，心情激动。原来，这是他们的暗语，意思是准备挖掘隧道，征求志愿者。当下就有５００多人报了名。
“大X”名叫罗杰·布谢尔，是在敦刻尔克战役中飞机被击落后而被俘的。他已有过两次逃跑经验，有一次都快到瑞士边境时才被抓住。他和同志们经过研究，决定开挖三条隧道，起名为“汤姆”、“迪克”和“哈里”。“汤姆”与“迪克”互相垂直，“哈里”在另一个营区，只要有一条不被德国人发现，就有逃出去的可能。
他们进行了严密的分工：成立了三个小组分别负责三条隧道的控掘工作。凡是当过矿工、木匠和工程师的人都参加地下挖掘和设计。做过裁缝的人专管制作伪装；画家们开始着手制作假证件——这些都是逃跑者必不可少的东西。会讲德语的人负责与监视他们的德国人交朋友，可缠住他们，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那些没有专长的人也不是无事可干：他们或负责处理从隧道里挖出来的沙土，称作“企鹅”；或负责对德国监视者进行反监视，称作暗探。
在这次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隧道挖掘工作中，他们碰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同时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才智。挖隧道的工具是用小煤炉和烧饭炉改制的铁刮刀；由募集来的战俘们的床板制成骨架支撑四周和顶梁。用红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