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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没有理睬沈汇丽，他跟孟强部长说笑着向外走去。郑天良有些后悔让沈汇丽来，本来是想帮她宣传宣传，可她太容易失态。
郑天良回办公室看材料，发现东头宣中阳办公室的灯也亮着，他就走过去，敲门进去了。宣中阳见郑天良进来后就站起来让座，郑天良坐在宣中阳对面，两个人点上烟开始说话。宣中阳说：“晚上没回去休息？”郑天良说：“你和正亭书记将这么重的担子压到我的身上，回家也睡不踏实，所以就利用晚上时间处理一些材料。合和的报告已经送上来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在常委会上议一议，正亭书记要求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要大一点。我看可以让合和厂回迁县城。现在将这么好的一个企业办在乡下是影响我们县改革形象的。”
宣中阳说：“老郑呀，你的意思我懂。但有一点应该要慎重考虑一下，迁厂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何况又不要县里拿钱，完全是应该支持的，但你想过没有，合和厂当初作为乡镇企业迁回乡下是黄市长的意见，现在已经变成民营个体企业了，让这个厂迁回来是不是要证明黄市长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是不是在客观上用民营企业来压目前不景气的国有企业？而且你还要让合和厂迁到工业区里成为啤酒厂的邻居，这是什么意思嘛？”
郑天良笑了笑，没有正面接宣中阳的话，只是笼统地说：“宣县长，你说这话就有些上纲上线了，我看问题没那么严重。”
宣中阳说：“不是我看得严重了，而是你本来就做得很严重。啤酒厂当初是在合和厂的厂址上建起来的，你现在要让合和再迁回来用酱菜厂压啤酒厂，是不是做得太不含蓄了？我不说，别人会说，舆论会说，你是封不住老百姓的嘴的。再说，啤酒厂今年下半年通过我们的努力已经走出了困境，明年实现赢利已成定局。我同意你在叶书记没来之前对工业区的评价，工业区的大方向是对的，思路也是正确的，目前的困难完全是暂时的，甚至是人为的。我们共产党的县委连这几个企业都管不好，还要我们干什么？”
郑天良看着一贯沉稳的宣中阳有些情绪化了，他反而镇静了起来：“宣县长，我到目前为止，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即使正亭书记来调研的时候我在会上都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说半个不字，你应该很清楚我的立场。现在的清产核资和经营审计完全是市委的决定，而且是为下一步改革做准备的。只要市委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下达明确的指示，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宣中阳说：“但是你已经让田来有进去了，也让杨功成被捕了，还有十几个厂长经理们惶惶不可终日，这哪里是在清产核资，简直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整人。都抓进去了，谁来干活？”
郑天良看到有一个苍蝇在深秋夜晚的光线中软弱无力地飞行着，他看着苍白灯光下的苍蝇走投无路，他的视线沿着苍蝇飞行的轨迹左右移动着。过了一会儿，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清产核资出现的问题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而且老田这么大年纪了，还干出这些事来，为了区区几万块钱，把自己的名誉都毁了，实在不值得，我也很痛心。你要找吴成业谈谈，这个同志就希望我们出事，我前天已经跟他严肃地指出来了，纪委要为经济建设帮忙而不要添乱，你看他一见到谁有问题了马上就兴奋。老田的事审计部门要是事先向我汇报，我肯定要按住不动，这倒不是保护腐败，而是本着对干部负责的态度，干了一辈子了，不容易，偶尔有个过失，内部消化了不就得了。而纪委和检察院是靠抓人多少来评定工作成绩的，抓的越多成绩越大，所以我找你商量一下，想想办法，我们到市里去跑一跑，找正亭书记和黄市长说一说，能不能网开一面，不要弄到检察院去，让老田把钱退了，回来后再说。”
宣中阳很不放心地望着郑天良，然后说：“叶书记那里只有靠你去说情了，我是不敢为腐败说情的，老田自己不注意，咎由自取，谁也救不了他。”
郑天良说：“当然了，求情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说的，我们这是私下里说说，传出去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很为难，因为我跟老田调换了分工，人家以为是我在搞老田，其实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据说是杨功成在审计调查的时候供出了老田，县纪委立即就通报市纪委，我找了市纪委的同志，但市纪委的人凶得狠，一个小科长都敢对我指手划脚的，根本不让我插手。我的意思是，明天我们俩去市里，你不好讲，我来讲，当面向正亭书记和黄市长求情，只要我们尽到努力了，我们也就对得起老田了，这种做法虽然不符合组织纪律，但说老实话，我们现在抓工作应该要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毛主席就曾表扬过邓小平是‘这个同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话又说回来了，与那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贪官比起来，老田的这三万多块钱根本不算什么。”
宣中阳见郑天良说得很诚恳就勉强答应跟郑天良去市里一趟，郑天良说以向书记市长汇报清产核资和审计结论的名义，顺便引到田来有的问题上去，这样过渡就比较自然了。
第二天，宣中阳到市委向叶正亭和黄以恒汇报合安县工业区的情况，郑天良发现黄以恒跟叶正亭很亲密，叶正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给茶杯里加水时，主动先给黄以恒的杯子加满，黄以恒说：“还是我自己来吧！”，叶正亭说：“不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了，总有一天我们退下来都成了老百姓，你不还是我的老兄。等级制度让我们在倒茶问题上都深受其害。”黄以恒和宣中阳郑天良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因为宣中阳和郑天良主要是为田来有求情来的，再加上黄以恒在场，合安工业区问题无疑是相当敏感的，所以郑天良汇报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的时候非常原则而抽象，只是说已经提前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只字不提实际资产情况和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不拿出具体数字来。而七绕八绕后，却绕到了田来有的问题上，郑天良说：“田来有同志为工业区建设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工作一直是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所以拿了两三万广告回扣完全是一时糊涂，而且这与贪污受贿还是有些区别的，应该把它定性在经营活动中吃回扣这一层来考虑，田来有的问题是属于领导干部不恰当地参与了经营活动，而不是受贿。所以请叶书记、黄市长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从轻处理。”
黄以恒很详细地看着郑天良，像在研究一件出土文物一样地推敲着郑天良的表情，然后问了一句：“老郑，你是来汇报工作的，还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
宣中阳看了看郑天良，郑天良说：“汇报工作，也顺便说一说县里对田来有问题的基本态度，中阳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宣中阳点了点头，表示肯定。黄以恒说：“我不知道你们合安县委的领导同志是如何理解以法治国的，法律是不是在合安已经成了一纸空文？感情能取代法律吗，市委市政府能以行政命令来废除国家的法律吗？我不会这样做，叶书记也不会这样做。田来有的蜕化变质和腐败堕落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不代表合安县整个班子的形象，不需要开脱什么，他的问题由纪委和检察院来定。”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的这番表白既可理解成他对部下的冷酷无情，也可以理解成他对叶正亭的试探，抢先表明正义后，他要看叶正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