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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两个调查组几乎是相继进驻了实验区。郑天良傻眼了。
一个是省公安厅督察处和市公安局督察室的联合调查组绕过县公安局后调查实验区派出所所长钟明开枪威胁老百姓的事件，还有一个是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调查实验区楼板砸死民工金太光的事件。
这两件事被定性为“事件”，而且是排好队一样地紧接着抵达实验区，两件事都与郑天良有关，在建设最紧张的关头，这两件事被调查让郑天良陷于绝境。
公安督察组的人对郑天良基本上是不需要什么文明礼貌的，他们吃住在实验区的小招待所，自己花钱，沈一飞想请他们喝一顿酒，那位省公安厅的邵组长扬起严肃的脑袋：“你这是什么意思？”沈一飞吓得不敢说话了。
调查主要围绕钟明违反了《人民警察枪支管理和使用条例》展开。但这件事是因为保护郑天良不受围攻而采取的危险措施，所以郑天良三天两头要被调查组叫到小招待所里问话，还做笔录。郑天良看不惯这些人板着脸一丝不苟的样子，他有几次差点向他们发难，他想责问：“你们究竟是来帮助我们改进作风的，还是来破坏我们实验区建设的？这件事既没伤人，也没产生什么游行示威的后果，给钟明一个纪律处分不就行了，没完没了地调查还让不让人工作了？”但几次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
邵组长只是摆摆手示意郑天良坐下来接受调查，他们拼命地喝水，却没人给郑天良倒一杯水。郑天良于是自己掏出香烟，也不给督察组的人抽，表现出明显对立的情绪。
邵组长问：“钟明去柳下河村是你让他去的，还是他自己要去的？”
郑天良心里窝火，未加考虑，随口说了一句：“我让他去的怎样？他自己去的又怎样？”
邵组长不耐烦了：“是我调查你，还是你调查我呀？”
郑天良咽了咽胸中的恼火，说：“是陈凤山同志让他去的，我同意的。所以说是我让他去的，与陈凤山没什么关系。你们就这样记吧。”
邵组长说：“这就是说实验区管委会主任到村里工作是警车开道，并让派出所长持枪械保卫。”
郑天良说：“不是警车开道，而是管委会的车子不在家，而且土路不好开车才让派出所的三轮摩托车去的，你要知道，我们可摆不起那个谱，我们只是干活的，如果没有三轮车的话，我们会骑自行车去的。钟明平时一直随身带着枪，因此也没不存在持枪械保卫一说，请你们这些没有呛过乡下灰尘的上级领导们不要无限地上纲上线了。”
邵组长看着郑天良傲慢的态度就不客气了：“郑主任，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最起码你是擅自动用警车。在没有任何人身伤害的前提下，在你的管辖范围内出了警察当着你的面威胁老百姓擅自开枪的严重事件，你居然无所谓，很轻松，好像只有你是在工作，别人都是吃干饭、乱找茬的。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人民警察用人民给他们的枪来威胁人民，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你能说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郑天良说：“怎么定性随你们的便，我要说的就这些，你们可以让市里将我撤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郑天良的态度让调查组的人又多留了几天，他们始终在问钟明这样一个问题，郑天良知不知道你带枪去，知道带枪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你开枪后郑天良又没有将这件事上报，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钟明回答得含含糊糊似是而非
连郑天良也隐隐感觉到，调查钟明的事件变成调查郑天良的事件。
邵组长他们临走的时候跟郑天良打了招呼，他对郑天良说：“谢谢你的合作，不是我们跟你过不去，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太严重，我们不得不调查得细一点，这是我们的工作。看来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村里也去了，没有人吓出精神病来，也没有人当场昏倒。”郑天良敷衍地说了一句：“谢谢你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
他觉得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比邵组长透露的内容要恐怖得多，那么是谁举报的呢？难道是村民，村民们对派出所掏枪开枪应该不会陌生，原来的王桥集乡收三提五统费和搞计划生育都是让派出所带着枪和手铐下去的，这样的事也不是发生过一起。郑天良不愿再往下想，他为工程的事已经焦头烂额。
夏天已经剩下最后几天了，实验区的建设工地连基础工程都还没完工，他准备到县城向黄以恒辞职，可这时，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调查组又来了，他必须对金太光被砸死的事配合调查，如果派出所钟明开枪事件是间接地牵连到他，那么金太光被水泥板砸死这件事就与他直接相关了，因为这关系到郑天良如何对实验区建设进行管理以及如何抓安全生产的问题，当然还牵涉到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责任感等严重问题。他这个一把手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干系的。
调查组调查期间，黄以恒将郑天良召回县城进行了一次长谈。他看着垂头丧气的郑天良安慰他说：“老郑，不要有什么包袱，积极配合调查就是了。我找你来就是给你提醒一下，不要再像上次对省公安厅督察组那样，态度要诚恳一些，工作上出一点差错很正常，谁也不是圣人。问题可大可小，我们一定要争取最小的责任和最轻的处理，要把精力都用在工作上。说实在的，我是对两个调查组有看法的，也跟梁书记作过汇报，但这都是省里派来的，而且都绕过了我们县委县政府，现在只能争取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县里市里肯定是要做工作的，但你也要做一些配合性的工作，争取让事情尽快过去。”
郑天良像一头斗败了的公鸡，他闷闷地抽烟，有些心灰意冷的绝望，他说：“黄书记，你就答应我辞职吧！回来后，我什么权也不想要了，实在不行，我就回老家种地去。”
黄以恒笑了：“老郑你这是什么话，怎么有点像刘少奇受委屈时说的话一样，现在没有林彪四人帮了，你的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说这些丧气话干什么？我的实验区还指望你呢，你一撂挑子，不是给我来了个釜底抽薪吗？”
郑天良想说，你只要我干活又不给我资金保证，是谁抽谁的薪。而这个时候，说这些话是没什么用的，现在是如何对付调查和减轻责任的问题。从黄以恒的话里可以明显听出，郑天良这次肯定是有责任的，而县里市里能做的工作就是责任大小的问题，这个调子等于已经定下来了，而且处分郑天良也是肯定的，只是如何处分轻一点。郑天良听出了这两个信息后，他想为自己辩解，如果资金及时到位，他怎么能让民工抬水泥楼板呢，不就是没钱租起重机械吗？但这种辩解在此刻是软弱无力的，不能说资金不足，就应该放松管理，更不能说因为资金不足，就可以无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黄以恒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虽然郑天良有问题要处分，但实验区是不能撒手不管的，但黄以恒的话比这要有人情味得多：“实验区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实验区，实验区不仅是县里的重点建设工程，也是实现你政绩的一个重要舞台。如果你现在撒手回来，舆论会怎么说，实验区又怎么好向全县人民交待呢？我毕竟是一把手，人民群众会说我用人上出了问题。所以即使目前困难再大，我们两人都要顶住，不能让人看笑话，而且你老郑也不是那种一遇到困难就轻易会认输的人。我知道你现在有些情绪，这可以理解，但就此放弃，这不符合你的性格。”
郑天良想说，你说过，我只要不想干，随时都可以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回来。但他仔细一想，现在回来又算什么，他怎么解释自己的落荒而逃，如果因为犯错误回来，则对他的将来等于是堵死了前途，如果因为工作干不下去回来，人家只能认为他是一个无能的平庸之辈。他不能对每个人说黄以恒资金不到位，那么人们要问为什么不给你到位，他不好解释。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是一个你想跟他发火也发不起来的领导，即使发火也会让你不到两分钟就发不下去，而黄以恒从来不跟人发火。黄以恒会很大度地劝你：“工作要商量着干，没有必要争吵嘛。”他还会讲团结的意义。领导就是嘴大，他怎么说都有理，下级总是理屈词穷。
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调查组对郑天良比较客气，郑天良态度也很合作。调查组的组长林处长是一位中年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