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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舅舅走下汽车的时候，我家西厢屋里的光线已经很暗了，每个人的脸都含糊不清。母亲躺在一张铺满了稻草的床上，声音灰暗而软弱：“两个月了，三十剂方子都吃下去了，你们不要瞒我了，不是胃溃疡”
屋里弥漫着一层浓厚的中药的味道，父亲蜷在墙角的凳子上默默地抽烟，像一只气息奄奄的虾。没有人说话。
父亲去灶屋里烧晚饭，我到村口的井里挑满了一缸水。当我将最后一桶水倒进缸里时，父亲叫住了我。我看到灶堂里的柴火照亮了他酱色的脸和脸上与皱纹同样深刻的绝望。他说：“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你明天去找王三娘来做老衣（寿衣），留几百块钱让孙拐腿他们来割一口好棺材，大叶杨材质松，是不是用杉木的？”灶堂里的烟灰源源不断地从灶口吐出来，父亲的脸如同一块肮脏的破抹布。
我没有说话，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听到屋外的风声此起彼伏，整个村庄和村庄里光秃秃的树在风声中四分五裂。
这么多年来，村里死去的乡亲们基本上与寿终正寝无关，他们大多数是在生了病后因无钱医治而从医院抬回来坐以待毙，像我母亲这样患了癌症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地提前放弃治疗，杀一只鸡，用买药的钱换几两肉炖了，让病人最后享一些口福，感念一下亲人们的恩情。我从小时候就知道了村里好多人都是临死前床头放着一碗肉，吃肉是我故乡父老乡亲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这种理想以一种残酷方式呈现在咽气的惨景中，我总觉得这跟电影中枪毙犯人前让他们喝酒吃肉虽然时间地点不同，但性质一样。
我中专毕业两年多了，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农药厂分给我抵工资的二百多瓶农药一瓶也没卖掉，我不敢从县城拉回家来，母亲非常聪明，她已经感到了我们以胃溃疡欺骗她，近些天她反复唠叨说家里菜地里虫子已经钻到卷心菜心了，再不打农药过冬的菜就腌不成了。我看到母亲的眼睛里流露出对农药的强烈渴望。这几天我只对父亲说一句话：“家里的菜地不许打农药，我也不会把农药带回来。”父亲说你去城里带几瓶回来吧，省得花钱买。我用沉默表示拒绝。
天彻底地黑了，如同我此刻黑暗的心情。屋里没有开灯。舅舅郑天良在黑暗中悄悄推开了我家的院子里那扇腐朽的木门，他的身后尾随着一些忠于职守的狗叫声。
父亲开了灯，我看见舅舅穿着一身朴素的衣裳，如门板一样结实的身材站在光线幽暗的灶屋里顶天立地，舅舅对于我和父亲就像海难中无望的求生者抓住了最后一块木板，这种时候，哪怕是一根稻草也会给我们带来希望。我用袖子抹了抹并没有灰尘的凳子让舅舅坐，舅舅却跟父亲一起蹲到了灶堂下，手伸向灶口取暖。
舅舅郑天良说：“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你们明天就坐汽车到南京肿瘤医院去治病。”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命令性的不容置疑的口气，这种专制的声音此刻无比亲切，它给了我们死里逃生的信心和力量。于是我给舅舅倒了一碗水，我舅舅郑天良副县长蹲在灶堂下边咕咕噜噜猛喝一气。
父亲说：“我不想再花冤枉钱了，还不如给他妈买点肉吃，他妈最喜欢吃红烧肉，眼见这就吃不成了。”父亲的眼睛里注满了浑浊的泪水。
舅舅说：“不行，没有钱，发动亲戚朋友大家一起凑！”
舅舅说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后，立即来到西厢屋里看我母亲，一个强悍的汉子那般温和似水地轻轻地坐在我母亲的床边，他抓着我母亲的手说：“姐，我来看你了。”
母亲软弱无力地说了“兄弟”两个字就泣不成声地哭了，我也站在一旁抹眼泪，舅舅小心谨慎地帮我母亲掖好被子，说：“姐，明天你就去南京看病，会好的。”
母亲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来：“兄弟，我是看不好了，有你这份心我死也瞑目了。”
舅舅给母亲端来了中药，将母亲扶起来坐好，然后端碗让母亲将药一口一口地喝下，我看到舅舅的手在不经意中颤抖了一下，我想舅舅面对着母亲肯定想起了刚生下自己就死去的外婆。
舅舅是下班前抽空来看我母亲的，他说晚上还要赶回去开常委会，也没在我家吃晚饭，临走前，他丢下了五百块钱并对我说有什么困难就直接去找他。
第二天是一个更加寒冷的日子，天空冻得硬梆梆的，阳光软弱无力地照耀着枯萎的土地和村庄里的烟囱。母亲临走前一定要去玄慧寺烧香，于是我们扶着她到了残破不堪的寺庙里对着观音菩萨三跪九叩，没有经声佛号的寺庙里落满了从前的灰尘和旧时代的影子，母亲用手指着正殿旁的缠满了蜘蛛网的禅房说：“你外婆在这里生下你舅舅的当天就死了。”说着说着就泪水满面，一柱沉香在佛龛中腾起细细的青烟，屋外灌进来的风将烟揉碎了。
一把生锈的铁锁锁住了我家的院子和对生活全部的希望，家里的猪和鸡全都卖光了，空空的猪圈和鸡窝注解着一个农民家庭的彻底破产，我们家提前牺牲的两头猪和十九只鸡在此后许多年里令我无比感动，我觉得它们是一些杀身成仁的侠客，它们以站立的姿势活在我的岁月里。
怀揣着变卖家当和东挪西借来的三千块钱，我和父亲扶着母亲上路了。
我们一家三口拎着脸盆、水瓶、碗筷、毛巾脸色苍茫地在南京长途汽车站下了车，先是父亲随地吐痰被罚了两块钱款，后来坐公共汽车去肿瘤医院又坐反了方向，折腾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找到了医院，我看到母亲脸色发灰，手捂着胃，额头直冒虚汗。
三千块钱不到一个星期就用完了，医生说胃癌中期，如果开刀的话，可能活个三年，最长有活八年的。手术费要两万六千块钱。父亲当时就瘫倒在医生办公室的椅子上，二十岁的我此刻反而坚强了起来，我没有流泪，我觉得我必须在这个时候支撑起家里全部的不幸和灾难，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扶起了父亲，安慰说：“会有办法的。”父亲说：“我们让你妈回家吧！”我说：“不行，舅舅说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他说有困难直接找他。我马上回去！”
父亲的意志已经崩溃了，他像一个束手就擒的战俘，目光游离、神情涣散，整个下午都在梦游。
我对母亲说：“妈，医生说你胃里有瘤，做个手术就好了。”母亲躺在住院部的病床上看我表情轻松，就说：“只要不是癌，长个瘤就不怕了，你小时候经常撞在水缸上，头上碰出的瘤有鸡蛋大，过几天就自动消了。我这瘤怎么长到了胃里，真倒霉！”母亲把“肿瘤”和“癌症”看成了不相干的两件事，心情就有些高兴，话也多了起来，中午吃了大半碗面条。
我知道这种骗局很快就会被母亲识破，但目前为了腾出时间筹措手术费，稳定母亲的情绪，我必须以一个天衣无缝的骗子面目出现。
回到县城，我想先找同学同事借钱，不足的部分再找舅舅想办法。灰蒙蒙的县城里到处笼罩着冬天的荒凉和灰尘，西门石板街上一个买豆芽的妇女正在为三分钱跟菜贩打架。菜贩是我农药厂下岗的同事老谢，我拉了架后，老谢抹着手腕上被妇女抓出的血痕，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窝囊气，他对我说：“两毛一斤卖给她已经优惠了，她还要少给三分钱。”那中年妇女也气呼呼地指着老谢说：“你的秤平平的，本来就不够。”这时许多人也都过来劝架，我想只要我母亲能活着，我决不让她为三分钱吵架。活着多好。
老谢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老婆又是个瘸子，我没好意思向老谢开口。老谢知道我为母亲开刀借钱后，第二天晚上主动给我送来了两百块钱，那些块票毛票装了一塑料袋。在我那间阴暗的单身宿舍里，老谢抽着劣质香烟安慰我说：“谁家都会有个小灾小难的，不要再推三拉四的了。”一席话说得我鼻子直发酸。我执意又点了五十块钱给老谢：“借一百五就行了，钱差不多够了。”
钱远远不够。借了三个星期，只借到两千多块钱，农药厂工人除了农药之外，一贫如洗，同事们和我一样贫穷，他们只能借给我三十、五十的，看大门的临时工杨大爷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给我，他对我说：“要是没治了，还不如拉回来买点好吃的，我老婆临死的时候坚决不愿看病，她说一定要吃够了鸡鱼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