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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最初对黄以恒的印象是相当不错的，他认为小黄年纪轻、脑子灵、反应快，做事方方面面考虑得很周全，党委其他成员都很喜欢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其实黄以恒比郑天良只小三岁，这一年二十七岁。他是去年秋天从县委办公室派下来锻炼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朝阳公社推行和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如果将个人的田地收归集体肯定是有难度的，但要是将集体的田分给个人却是很容易的，有的生产队半天就全分完了，还有的队在接到上级政策后，连夜就将生产队的田分个一干二净。分不分田的难度主要在不种田的人那里，所以黄以恒到朝阳公社并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公社党委秘书老吴去年得癌症死了，郑天良就让黄以恒暂时顶替一下。黄以恒在县委办只是个副股级干部，公社党委秘书是正股级，所以郑天良也没有明确小黄的职务，但大家都叫他黄秘书。黄以恒在县委办是秘书干事，干的就是送送简报、安排车辆、打水扫地等杂事，所以他在朝阳公社党委秘书这个角色中轻车熟路应付自如。小黄是下放知青推荐到省财经学校学习一年后分到县委办的，在领导们身边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郑天良有一次在开完党委会后当着全体党委委员的面开玩笑说：“小黄的能力完全可以当一个公社书记。”黄以恒很不好意思地说：“郑书记，你可不要抬举我了，我一辈子也学不到你的经验和水平，哪能当公社书记呢。”大家都说：“小黄同志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谦虚。”郑天良多此一举地补了一句：“不像我，我这个人就不谦虚。”
这都是说说而已的玩笑话，当然谁也不会当真。
真正让郑天良对黄以恒痛下杀手的是这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黄擅自将公社的唯一一辆吉普车开跑了。
这辆从部队淘汰下来的破军用吉普四处漏风，还经常坏，修理费高，汽油又紧张，郑天良对党委成员们说：“到每个大队去一律骑自行车，除非到县里有急事用一下，谁都不准动。”郑天良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所以这辆半残废的吉普车停在公社大院子里就像一个人嘴里装了一颗漂亮而不中用的假牙。
郑天良要求党委全体委员们在秋收的时候全部到各大队蹲点，检查落实蔬菜收购工作，晚上就住在社员家里。公社只留黄以恒一个人值班。他对黄以恒说，这几天可能南京、扬州、上海的蔬菜公司要来人提前看货，吉普车原地待命准备接待，人一刻也不能离岗，车谁也不准动。黄以恒说我一定按郑书记的指示办。
秋天的萝卜、土豆、黄芽菜、豇豆全都要上市，郑天良看着堆成山的蔬菜，脑子里一直晃动着瓦房、电灯、收音机的形象，这是他建功立业的重要证据。
这天下午两点多钟，烧饭的万师傅骑着自行车丧家之犬一样地一头大汗地冲到正在红光大队菜地里的郑天良面前：“郑书记，南京蔬菜公司来人了，下午三点半坐车到县城，他们打电话叫我们到县城接一下，下午在六点之前要我们派车安排他们到两个大队看菜，当晚他们还要坐车回去。”
郑天良说：“我马上回去，赶紧让黄秘书开车去接站！”
万师傅抹着一头冷汗说：“吃过中饭后，黄秘书把车开走了，他叫我帮他看电话，县里有事就通知你。”
“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反正走得很急的样子。”
郑天良急得狠狠地跺了一脚，一棵卷心菜在他脚下烂了。
回到公社党委办公室，郑天良打电话问县委办，县委办说小黄没回县里，也没见到车。等到郑天良坐公共汽车赶到县汽车站时，南京的两位蔬菜公司的同志已经站在那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郑天良跑到县委请求借一辆汽车用一下，县委办的主任老姜说：“县里总共只有三辆车，全都下去了。我打个电话，你到县商业局去借一辆‘拉达’车吧！”商业局长是耿天龙，耿天龙非常爽快，他说：“郑书记出马，立即派车！”郑天良满头大汗地还不忘说了一句：“汽油费我来付。”事隔二十多年后，耿天龙向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还记忆犹新，他说：“郑天良是用袖子擦额头的汗，郑天良年轻的时候，艰苦朴素，干劲很足。”
等到郑天良带着“拉达”车赶到车站时，已是黄昏日落，县城里弥漫着浓浓的暮霭和烧晚饭的蜂窝煤烟，南京蔬菜公司的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后来他们打电话来说，时间等不及了，第二天他们还要去苏北调菜。
南京蔬菜公司的一百万斤蔬菜收购计划泡汤了。郑天良带着人到南京又去了一次，对方说菜已经调齐了，不需要了。虽然春天订下了一百万斤的收购计划，但由于那时候没有合同，都是靠口头信用，而且人家确实也是讲信用的，人来了，你不安排看货，怪不得人家，因而也不存在毁约和打官司一说，更不会有什么赔偿。
郑天良气得在乡政府大院子里骂骂咧咧，他像一个走投无路的日本鬼子一样，在办公室里烦燥不安地来回走动着，地上的灰尘飘浮在秋天的光线下，像一桶面粉被泼翻了。南京的收购计划占全公社的三分之一，这差不多半边天就蹋下来了。
黄以恒第二天早上才将吉普车开回了公社大院，郑天良破口大骂：“你这个王八蛋，你想把我们往火炕里推呀！我开除你党籍，开除你公职！”
黄以恒低着头：“郑书记，我错了。”
郑天良指着黄以恒的鼻子：“不是你错了，而是我错了，我瞎了眼让你在公社看家。”
黄以恒的检查交待中说他母亲生了急病，所以才擅自将车子开回去送母亲到扬州住院的，没来得及打招呼。
公社党委会上，郑天良拍响了桌子：“母亲生病不是理由，关键是对工作缺少责任感，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我的意见是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处理决定报县委批准后立即生效。”其他同志都为小黄说情，他们说是不是给个党内警告处分，行政降级就算了，工资都很低。
郑天良固执已见，坚持原来方案。由于意见不统一，一时就没上报。所有的党委成员的当务之急是，分头忙着联系蔬菜出路。郑天良对黄以恒说：“我们秋后再算总账。”
黄以恒停职检查，等候处理。
问题比想象的还要糟糕，眼看着蔬菜从田里收上来后没处卖，一些土豆发芽，萝卜长出了叶子，卷心菜烂了心，黄瓜软得像年糕，社员们急了，两个大队八十户社员，人拉肩挑，驴马倾巢，将菜全都送到公社大院里，公社大院驴车、马车、手推车挤在一起，车上堆满了菜，地上散落着菜，驴马随地大小便，公社大院子里像一个农贸市场，乱成一团。他们要求公社将菜买下来，因为当初种菜的时候，公社文件上说秋后由公社负责销售，现在他们来找公社负责了。
一些极端的社员像文革一样喊出了不近情理的口号：“把资产阶级官老爷们揪出来”、“打倒一切反动官僚”等。
郑天良急得浑身直冒冷汗，他万万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当初轻率地写上一句负责推销，如今作茧自缚万劫不复，要是当初写上“协助推销”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被动，但如果不写上“由公社负责推销”，谁还愿意种呢？农民们几千年来一直是种水稻小麦的，当初就有大队书记说：“现在有的地方连饭还吃不饱呢，人怎么可能靠吃菜过日子呢？”郑天良反问道：“那你打算你们大队什么时候消灭草房子？”
郑天良站在一辆驴车上，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卷起来的喇叭：“社员同志们，不要担心，公社是会对你们负责到底的。你们将菜过磅后全都回家，一个月内，我负责给你们付款！”
社员们热烈鼓掌，有人又不负责任地喊出了“郑书记万岁”这种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口号。
百把号社员散去后，院子里成了菜场，郑天良看着成堆的蔬菜，心里一阵阵发紧，他的头发在秋风混乱如草。
公社党委会开了整整一夜。
目前这种菜到菜场上肯定是不好卖了，只有卖给酱菜厂还可以利用。扬州有十几个酱菜厂，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