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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不久，唐朝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之间爆发了战争，薛平贵从军了。很不幸，军队是由王丞相的—位女婿所领导的。他给薛平贵设了一个圈套，导致薛平贵被敌人俘虏了。
尽管有人向宝钏报告了薛平贵的死讯，可是她还是继续呆在寒窑里，忠贞不渝地等待丈夫的归来。十八年后，唐朝与东胡和解了，薛平贵被释放了。当他回到长安的时候。他在他们的窑洞外面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她正在采摘一种名叫荠菜的野菜——荠菜又被称作“羊倌的钱包”。薛平贵不在的这些年里，她一直靠它维生！
参观了宝钏的窑洞之后，我们停在寒窑这条沟人口处的一个小食摊前，早早地吃了午饭——煮饺子。饺子馅儿是新摘的“羊倌的钱包”。味道有点儿辣，我想象着；至少王宝钏没觉得它单调乏味。
我们回到主路上。再次向东南进发。们是没有开多久。一分钟后，我们向右拐上一条土路，这条土路穿过长满了粟苗和谷子的田野。经过两座砖窑，向上经过凤栖原的土坡，来到胡亥长满了刺藤的小坟墓前。
胡亥是秦始皇的儿子。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了。作为第二个皇帝，胡亥统治了三年。这三年都是按照太监赵高的意愿行事的。有一次，赵高把一头鹿带到年轻的皇帝面前，说它是一匹马。 没有人敢驳斥这个太监，于是皇帝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两个早期后；赵高安排了另一次“幻觉”事件，他命令士兵们装扮成强盗，“袭击”宫殿。皇帝迅速地自杀了，被另一位傀儡所取代。
毫无疑问；尽管盗墓者们做了他们该做的工作，但是胡亥的坟墓一直没有被掘开，而且也很少有游客参观。它位于一度是曲江池的那个盆地的南端。我仍然能够辨认出坟墓下面的那一块高地，在那里，皇帝们在紫云楼款待进士。御宴后，进士们会沿着曲江池岸，缓步徐行到大雁塔，签上他们的名字。然后变成大雁。
回到主路上，我们沿着古代黄渠的路线，继续向南行进。黄渠曾经给曲江渠供过水，将来也许会再次这样做的。胡亥墓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我，政府已经拟定了计划，要修复曲江渠，建一座大型的公园。他说，为了这一目的，人们已经在终南山的大峪人口处修建了—座堤坝。
过了胡亥墓四公里，我们又—次停下来，恰巧停在东伍村前。我们的左方杜陵原上、坟冢垒垒。其中的一座离路不到200米；于是我们穿过脚踝高的粟苗地；去考察那个地方。它包括一座中心坟墓，左右两侧是两座小坟墓，还有一条丹墀，两侧排列着十二座马和官员的石雕，欢迎着来访者。它们都是用整块的花岗岩雕凿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明显地处于良好状态。同样引入注日的是，这个地方被撂给当地村民管理。我捡起一片屋瓦。把它给一个农民看。他说，历史学家们曾经来过这个地方。但是。不能断定这是谁的坟墓。后来，我找到了—张老地图，上回注明这是献帝墓。献帝是汉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公元220年驾崩。
从献帝墓向东走不远，有一座大得多的陵墓，它比这片平原至少要高出—百米。那个农民和那张老地图的说法是一致的，他们说这是宣帝陵——宣帝卒于公元前49年。我用望远镜浏览了一下周围的平原；到处都是坟墓。
我们回到汽车里，向东南开了十五公里，来到一个集镇——引镇。从这里开始。我们脚下的路和昔日的黄渠水道都向南延伸了16公里，一直通到大峪入口处的新大坝前。过了大峪是嘉五台，从唐朝起，嘉五台就因为山峰险峻、环境清幽而在佛教徒中享有盛名。我已经跟史蒂芬一起游览过两次嘉五台了，现在我想再爬一次。
但是首先，我想在引镇东面八公里处的兴教寺稍作逗留。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兴教寺长长的红墙外。兴教寺位于少陵原的西部边缘。二十三米高的玄奘塔是它最主要的建筑。玄奘塔像一棵巨柏的主干，屹立在红墙后。公元664年，玄奘圆寂后，他的舍利被安放在都城附近白鹿原上的一座塔里。但是时时能看到玄奘塔，使皇上很悲伤。公元669年，它被迁到了这儿。从那以后，它就一直矗立在这儿——都城南面二十公里处，在终南山的注视之中——有一次，玄奘曾经把终南山形容为“众山之祖”。
玄奘塔比它的原型大雁塔要小得多，但是它却高高地凌驾于邻近的两座三层塔之上。那两座塔里是玄奘最著名的两位弟子窥基和圆测的舍利。很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唯识宗的三位创始人的舍利塔。成功地经受住了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考验；幸存了下来。殿堂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数度被毁，又数度重修。最近的一次是在1939年，是蒋介石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修建的。主要建筑的状况仍然相当良好——这要感谢周恩来，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下令要保护兴教寺。
在大殿的门口上方，悬挂着一块扁额，上书“兴教寺”三个字。这是诗人哲学家康有为题写的。1898年，光绪皇帝委托康有为按照现代纲领来改革大清帝国，但是这个计划被慈禧太后和她的党羽破坏了，康有为不得不流亡日本。虽然最终康有为还是回来了，但是他却在幽居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在这块扁额上的书法落款是1923年，即他去世之前四年。他是69岁的时候去世的。
大殿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但是后殿里却存放着一些令人难忘的珍品。在几幅明代的佛菩萨画像旁边；有三尊铜的唐代大悲观世音菩萨塑像。在玄奘的旅途中，每当他遇到困难，他都是祈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我上了一些香，然后问侍者，我能不能跟方丈谈谈。
几分钟后，侍者回来了，把我领进方丈的卧室——也是他的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桌面是—大块黄玛瑙板——那是蒋介石送给兴教寺的礼物。方丈的名字是常明。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解释说。我正在这一带参访隐土。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得知，常明七十四岁了，咸阳人——咸阳就在西安的西面。1937年，他出家后，搬到了终南山，住在南五台上的紫竹林。在那里，他与师父佛尘一起，呆了将近二十年，直到政府开始驱逐和尚出山为止。1956年，他行脚到了北京，在首都佛学院学习。两年后，重新回到佛尘身边。那时候，佛尘已经被任命为兴教寺的方丈。1981年；佛尘圆寂了，常明接任了方丈的职位；他也是陕西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我问他，开始修行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了终南山。
常明回答：自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人们一直就来终南山修行。甚至中国南方的和尚和尼师也来这儿修行。他们呆上三五年，然后回到南方，建立自己的修行中心。这儿是为法出家的和尚和尼师来的地方。修行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你要花费很多年时间，才能真正有所得。这不容易。但是来这儿修行的人都不怕苦，这正是他们来这儿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座山里开悟了。还有很多人继续修行，将来会成为大师。在现代，虚云和印法（音译）曾经住过嘉五台；印光和来果住过南五台。这儿是他们开悟的地方。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山是个修行的好地方。这就是我选择它们的原因。
尽管常明很热心，可是他却不太健谈。他领我参观了寺庙东厢的藏经楼。里面有很多重要佛经的翻印品，但是没有一本是玄奘的原稿；后来，在寺庙流通处，我买了一张拓印的画，上面是玄奘，背着他的精致的佛经袋。它是从寺庙的一块石碑上拓印下来的，这块石碑刻于1933年。
常明说，尽管他和佛尘都曾经在南五台上住过——南五台在兴教寺西南十五公里处，但是兴教寺却与嘉五台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嘉五台在兴教寺南面不到十公里处。他说。当嘉五台的隐士们病得很重。或者年纪太大了。无法照料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到兴教寺来，而兴教寺的年轻和尚们也仍然去嘉五台，加深自己的修行。
常明让我在大殿外等一会儿。几分钟后。他带着一位老和尚回来了。他介绍说；这位老和尚是光善。他说；光善在嘉五台后面的一个茅篷里住了四十多年。他的茅篷在上个世纪末虚云住过的那个茅篷的上面不远。光善九十八岁了。他是前年下山的，那时候，他已经不能再种地了。我问光善，嘉五台上是否还住着其他的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