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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历史在这儿创造了一点幽默。1865年的春末，北军抓住了南方邦联政府从总统戴维斯开始的所有官员，惟一出逃成功的是布莱肯利奇，而他恰恰是在战争一开始就认为南方必然失败，在战争临结束前还力主投降的人。
所幸的是，战后的美国渴望和解、恢复并迅速回到原来的法治状态。联邦并没有踏上向“叛乱”的南方报复的道路，没有像人们原来预料的那样，把南方政府的官员控以叛乱罪，送上法庭。布莱肯利奇在古巴用卖掉“无名号”的钱遣散了追随他到最后的人，让他们回家。他给他们每个人一份他的亲笔证明书，证明这些人只是听从他的命令，所有法律责任应该由他来负。其中包括一位黑人仆人，这位仆人是一个朋友“借”给他的奴隶。他为这位黑人写了证明信，宣布这是一个自由的黑人，并借助自己在南方的威望，用自己个人的名义要求沿途的南方人善待这位黑人。
这个时候，他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托人带回家报平安。据说，他的夫人见到照片后久久无法辨认：才44岁的他，已经苍老衰弱得无法相认了。
战后三年多，他在英国和加拿大流亡。虽然他在联邦政府里的朋友纷纷劝说他回国，虽然他也知道，他回国是安全的，没有任何危险，但是他没有回来。他居住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加拿大一侧，在那儿他可以看到边境另一边的星条旗在飘扬。他说，他不肯回国是出于这样的原则：在世界各地还有上千名原来南方政府的人在流亡，还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赦免，而现在他是惟一和他们共命运的内阁高官。他在道义上不能把他们扔下不管。这仍然是他的职责！
第一部分 走路（一）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缺席者（3）
四、回归
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颁发了圣诞节大赦令，赦免了所有仍然在流亡中的原南方人员。据说，布莱肯利奇坚守职责而不肯回国，是促使总统下达这个大赦令的原因。布莱肯利奇闻讯立即回国，回到了家乡肯塔基。地方上和联邦政府里的朋友们纷纷劝说他返回政界，这时候他还不到50岁，远大前程仍然在等待他。特别是在肯塔基州，他的声望正隆，竞选州长或者联邦参议员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拒绝了。南北战争，特别是后期的逃亡，似乎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对朋友们说：“在政治上，我已经是一座死火山了。”
在华盛顿镇的小广场上，我坐在阳光下，静静地想象当年战乱中的小镇，想象当年的布莱肯利奇将军。我似乎被什么东西触动了。那个时候的布莱肯利奇，就像他们的祖父辈，像建立这个国家的早期领袖华盛顿、杰弗逊等一样，仍然保持着罗马古典共和主义的精神，他们用一种正面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在他们的眼睛里，政治，就像音乐、艺术一样，是高尚而道德的事业。政治家，就像艺术家、音乐家一样，是一种高尚而美好的生涯。好的艺术家要创作出美好的艺术，好的音乐家要创造出美好的音乐，而一个好的政治家，就要尽职尽责，把恪尽职守做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而成败反而是第二位的事情。道德和荣誉，高于生命和权力。职责是政治家的天命，权力只不过是完成职责的工具而已。抱持这样的信念，他们有时候表现得几乎是天真迂腐，缺乏算计，毫无谋略可言。
在今天的政治运作中，人们越来越清楚，政治的清明，必须依赖制度的制约和平衡，而不是企盼政治家的个人道德完美。然而，这种近于艺术家般天真的政治观之可能存在，为我们留下了对“干净的”政治的最后一点信心。对于我们如此半生经历的人，几乎有一种精神救赎的意义。
布莱肯利奇蛰居民间，但是影响犹在。他频频发表演讲，呼吁民众要耐心和宽容，呼吁南北和解。他谴责双方的极端分子，包括那时刚在南方出现的三K党分子，他说，这些极端分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恶棍。他极力主张保障黑人在肯塔基州的合法权利，包括黑人在法庭上作证以证明白人嫌犯有罪的权利。他拥护南方的重建，主张南方发展工业。他还帮助修建了通往偏僻地区的一条铁路。而在当年的南方政要们争论战争中的得失的时候，他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并且劝别人也不要再纠缠以往了。
1876年是美国建国100周年。从分裂和战争中终于走出来的美国，一年前就准备在费城庆祝这个重新联合起来的国家的生日。这个时候，布莱肯利奇已经成为举国一致公认的南北和好的象征。庆祝活动的筹备者打算来年7月4日独立日的时候，邀请布莱肯利奇来主持庆典的开幕式。不幸，战争时期的伤病这时突然发作，1875年5月17日，布莱肯利奇死于家乡肯塔基州莱克辛顿，距他离开我们的华盛顿小镇开始最后的逃亡，刚好10年。
第一部分 走路（一）战争不知道浪漫（1）
——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记之一
安德森维尔在佐治亚州南部。沿着75号州际公路南下，经过南方重镇梅肯——当年宋庆龄姐妹上学的小城，折上49号公路，开上个把小时，就可以看到在公路左侧的战俘博物馆了。
安德森维尔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隐于佐治亚州的漫漫林海之中。一路上我们路过大片的国家森林保护区。从走出梅肯之后，感觉就是越来越偏僻，人烟越来越稀疏。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在一百三十多年前，曾经建立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最大的战俘营，也是当时生存条件最差、死亡率最高的战俘营。在南北战争之后，这个战俘营的主管，威尔兹上尉（Capt。 Henry A Wirz），成为这次战争后惟一以“战争罪”处死的人。他的定罪是否恰当，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经久不息的争论话题。
然而，不论怎么说，正是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在历史上第一次引起了美国人对战俘待遇问题的关注。而在19世纪中叶，这样一种人道关注，可以被称为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印记。
南北战争发生在1861年，是美国惟一的国内战争。这场历时4年的战争，双方阵亡高达62万人，受伤和被俘的数字也十分惊人。直至战争结束，曾经有35万军人被俘，是此后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被俘人员总和的2。5倍。
在战争开始后一年，双方都已经无法承受战俘的压力。当时的联邦军队，也就是北军的司令格兰特将军，和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都毕业于“美国黄埔”——著名的西点军校。他们对于战争中产生的类似问题，因循传统，有他们之间正常的沟通方式。于是在1862年7月，两方将领达成了一项交换战俘的协定，那就是著名的“迪克西－黑尔协议”（Dix…Hill Cartel）。在这个协议里规定，双方被俘的军人，必须在被俘10天之后相互交换。士兵与士兵交换，军官与军官交换。这样，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虽然双方都有被俘人员，却不需要规模巨大的战俘营。
南北战争的双方，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士兵的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战俘营的状况更是等而下之。然而，战俘交换计划的执行，却在无意之中冲淡了战俘营存在的严重问题。战俘快速地流动，条件再差，他们也只不过待几天。可是，战俘营问题在南北战争结束的两年前，突然变得严峻起来。
在“迪克西－黑尔协议”中规定，双方战俘在被交换释放之后，必须离开战斗队伍，“还兵为民”。联邦军队的被俘人员，在被释放之后，基本上都回到了北方的老家。可是，由于战斗主要发生在南方土地上，因此，南军的被俘人员在交换释放之后，有相当高的比例又重新投入战争，事实上形成了南军的“违约”。这就使得北军逐步放慢了释放俘虏的步伐。终于，1863年5月，北军单方面停止了协议的执行。这样，战俘营人员暴增，他们不再是熬一熬住上几天就能出头的短暂“住客”。各个战俘营原本的恶劣生存条件，被突然产生的拥挤恶化了。
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是其中状况最差的一个。第一个到达这个战俘营的北军战俘，是在1864年2月，可是，此后的几个月，差不多以每天400人的速度递增。在6月底，这里已经有了1万名战俘。这个数字曾经就是这个战俘营计划中的最大容量。可是，最终，它竟然被挤入了4万5千人。
在博物馆小小的后院尽端，是一堵“照壁”式的战俘浮雕和雕塑。我们绕到它的后面，眼前突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