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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就听说了这样的说法：“劳工神圣！”劳工怎样神圣呢？我却没有去细想。我的前半辈子，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是农民，就是工人。当农民尚且不提，即使是当一个工人，拿着最低时一天7角人民币，最高时一个月36元人民币，我并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选择做哪一种工作的权利，因此那几十年的日子里，我从来也没有再去想过，劳工是否神圣，劳工怎样神圣。
到了美国以后，我还是工人，干的是没有什么技术的粗体力活。在劳动节放假以前，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我们以前的春天的劳动节，这是秋天。我问了跟我一起干活的年轻的工友们，“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MayDay）吗？”
答案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真是不可思议。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学里出纪念“红五月”的黑板报，我曾写了一首赞颂五一节的诗，那里面就有一句，“芝加哥工人大罢工”。现在来到了这五一节的发源地，人家居然一脸茫然，一丝一毫都不知道。
我又问，“会唱《国际歌》吗？”答案是：没有一个人听说过！
以后，我逢人便问，终于问到了一个知道五一节也会唱《国际歌》的女士，不过她是德国移民，来自马克思的故乡。
可是，在20世纪初，美国工人生活还很艰难的日子里，很多大工业城市的工人是会唱《国际歌》的，那悲壮的战斗的歌声曾经在工人的集会上响起过。
春天的劳动节和悲壮的《国际歌》在美国的淡出，说明了什么呢？
我只想过，人生就是含辛茹苦，辛勤谋生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只有当我在这块土地上身为一个工人，学着用我的美国工人朋友的思路看待生活的时候，我才理解，如果生而是一个工人，我们要的是什么？劳工神圣，因为劳工和别人一样，是平等的，既不低人一头，也不高人一等。劳工不能让人贬低，也不必受人赞美。劳工的利益在于，他们有权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尊严和福利，不能少也不必多。他们还有权得到法律给予所有人的同样的保护，劳工的权利第一条，就是他们有权组织起来成立真正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工会，当他们组织起来，能够理直气壮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不再是可怜的弱者。
所以，在这初秋的日子里，在劳动节，美国的劳工或出门度假、野餐，或休闲、聚会，这是他们的一个轻松的日子。春天的劳动节和悲壮的国际歌声就这样被淡忘了。
第三部分 读书（一）90年前的今天
90年前的今天，1911年3月25日，纽约市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工厂火灾。
在上世纪初，纽约市到处都是制衣厂，“三角女式衬衣公司”（TheTriangleShirtwaistpany）就是其中一家。这些制衣厂，是纽约的新移民和底层贫困妇女的最寻常出路。“三角女式衬衣公司”位于纽约市的华盛顿广场附近的埃斯克大楼（AscheBuilding），那是一栋10层的、很经典的商业办公大楼，建筑质量也相当好。1911年3月25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4点40分，悲剧就在这里发生。
“三角女式衬衣公司”在埃斯克大楼租用了最顶上的3层。有将近500名员工在里面工作，绝大多数是车衣女工。3月25日那一天，第8层的车间突然窜出火苗。直到今天，也没有查出起火的原因。
将近一个世纪前的美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权范围很小，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对工作场所的安全进行一系列的规范。车衣厂雇主为了节省租用场地的费用，自然尽量使得缝纫机安排紧凑，在有限的空间里，挤进尽可能多的设备和工人。再加上车间四处散放着易燃的布料和纸箱，尽管建筑物本身并不易燃，可是室内一旦起火，火势还是迅速蔓延，一发不可收拾。而过度拥挤的车间，又使得工人无法轻易逃生。
火起于8楼，火势向上。顶层10楼的办公人员由于及时接到一个警告电话，撤向屋顶而得救。烧得最惨的是第9层，上来就是火势凶猛。事后人们发现，很多女工就烧死在缝纫机上。其余的工人惊惶失措地扑向窄小的电梯和楼梯。8楼在几分钟内就成了一片火海，电梯迅速失效，始终没有到达过9楼。更为悲惨的是，步行的楼梯被锁住，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做法——防止女工偷窃工厂产品。所有的人，就这样被活活封死在火海里。后来，人们把那里称作“死亡陷阱”。
死亡不仅发生在室内。室外的铁制消防楼梯迅速被烧得变形、熔化、坍塌。一些无法忍受被烧死的青年女工，纵身从80英尺的高空跳下，人行道上到处是惨死的坠楼者。2个女工身体悬挂在外墙，街上的人们眼睁睁看着她们坚持了3分钟，直到烈焰烧着了她们的手指，她们也掉下来，摔死在人行道上。
大火有一个加速过程，而人在火焰面前的承受能力却是最差的。这次火灾持续了半小时就被扑灭。146条年轻的生命，就在这半小时里被毁灭了。
在美国的传统观念中，生意是生意人自己的事情，政府不要指手划脚横加干涉，所谓“合同自由”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传统，自然蕴含着有利于自由经济发展的一面，可是，在经济规模扩大以后，就暴露出无力调节劳资冲突的危机。
随着工业的现代化，工业本身已经脱胎换骨、迅速膨胀，完全不是原来的面貌了。可是，劳资立法和相应的观念却没有跟上，以解决随之而来的、日益加剧的劳资冲突。工人们自己逐步组织，以罢工等抗议手段向老板要求权利；而老板也竭力和工人对抗和周旋，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只是局部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胜负不定。而整个美国社会，并没有定出相应的法律规则，来规范逐步现代化的劳资关系。火灾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的末期。
当时工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恰在火灾的16个月前，1909年11月24日，制衣工会的1；800名工人，其中也包括三角公司的车衣女工们，举行过一次罢工。他们的罢工诉求里，就包括工作场所不得锁门。假如那次罢工是工会胜利的话，后来火灾造成的后果就将大大减轻。可惜，那次罢工，工人们没能实现自己的要求。
事件发生以后，《纽约时报》和其他新闻媒体对火灾进行了详尽的报道，也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了检讨。整个社会由于这一事件，处于震惊之后的强烈反省之中。工人的弱者地位，他们可能达到的悲惨程度，从来没有这样直逼人们的良知，呼唤社会的良心。处于中心的，是纽约州的相关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他们首先出来共同承担责任。
美国人从来认为，哪怕是一个微小的社会进步，也要靠大家共同的努力推动甚至抗争，而不能坐等政府施舍。因此，美国的民间社团一向发达。一个世纪前，纽约已经有了机械工人协会、妇女俱乐部联盟公共安全委员会、平等投票联盟、建筑联盟、纽约制衣联合会、改进穷人生存条件协会，和全国人权联合会雇员福利部等等组织。
平等投票联盟的安娜·萧博士说，“我低下自己的头，对自己说，我是有责任的。是的，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责任的。”人们的负罪感和责任感，最终落到一步步的具体措施。他们呼吁州政府建立防火局，并且大量增加防火和工厂视察员。
在防火局建立之前，建立了有25个成员的“改进工作场所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头一年就在纽约视察了1；836个工作场所，听取了222个人的相关证言。有些听证会在立法机构面前举行。他们提出了大量新立法和修正案建议。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个4年任期，是大家公认的“工厂立法修法的黄金时期”。《劳动法》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的。这个委员会和立法机构紧密配合，前者调查和发现问题，后者立法改进。
这些立法相当具体，例如，立法规定，工厂每层楼都必须有2个出口，其中至少有1个是室内或室外的消防通道。每层楼的建筑面积每超过5；000英尺，就必须再增加1个出口；又如，只要建筑物长度超过100英尺，就必须建立至少一个室外消防梯。对消防通道和消防梯作出防火墙等建筑规范性的法律规定；限定工作场所每平方面积的工作人数，这个限定，以安全撤离的可能性为标准，等等。
三角公司火灾惨案的所有不利因素，都成为立法的依据。《劳动法》规定，工作场所每3个月就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