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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洛律师一开始是《巴尔蒂摩太阳报》的名记者曼肯要求他介入此案的。曼肯承认，他是带着偏见来戴屯的，他想象中这一定是个“肮脏的南方村子，黑人在懒散地打瞌睡，猪在房子底下乱拱，而住宅里不是蛇虫百脚，就是乌烟瘴气”，可是当他来到戴屯，他看到的南方小镇“不仅迷人，甚至是美丽的”，这使他“吃惊”。根据当时的现场记录可以看出，大多数戴屯和田纳西州人对待整个事件和其中之争论，就如同他们引入这场“审判”的方式一样，带着轻松的心情。他们编了许多诙谐幽默的乡村歌曲，调侃自己是不是“猴子变的”，报纸上刊登了大量漫画，多与猴子有关。在审判期间，一名女士天天把自己的一只宠物猴子带来，替它每天换一套新的衣服。庭审期间，人们的注意力都在两位全国闻名的雄辩家身上，把被告斯寇普几乎遗忘了。斯寇普那几天在干什么呢？那几天他在顶替一位临时有事而离开小镇的记者，代替别人写审判的报道，有空的时候，他还和协助检方工作的、布莱恩的律师儿子一起游泳，相处得十分愉快。小镇跟过节一样热闹。而不论审判前还是审判后，田纳西州都没有停止教授进化论，当时也根本找不到没有进化论的生物学课本。
第二部分 走路（二）重新审视猴子审判案（5）
六
布莱恩的突然逝世在美国底层民众中引发了极大悲伤。他毕生为“普通人”疾呼，拖着病体发出最后一次呼吁后，无声地死了。一列专车载着他的遗体前往首都，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一路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列队铁路两旁致敬。戴屯人伤心痛哭。他们已经把他当作小镇的一员。1930年9月，在斯寇普教过书的中学旧址上，办起了以布莱恩的名字命名的私立教会大学，校园今天扩展到了100英亩的山岭。小镇人年年纪念这个审判。在35周年的1960年，当年的教师斯寇普重访小镇。他坦白说，他其实并没有资格成为“被告”。他是生物教师，可也兼教体育。为了让学生多练球，他自作主张跳掉了许多课，结果，进化论也就跳过去了。他根本就没有讲授过进化论。可是，谁也不认为这是重要的。斯寇普和那个《布特勒法》一样，只是一个象征。
戴屯人就这样把自己“标上了地图”。而引出的恒久思考，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七
30年代，美国进入了空前经济大萧条，而在欧洲，德国纳粹正在崛起。1933年6月24日，著名女记者Dorothy Thompson从德国发回来的报道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第一次报道了纳粹的反犹灭犹政策。她指出，这一政策建立在一种“科学理论”的基础上。
这种科学理论认为，人的体力、脑力和精神因素，植根于人类染色体中，是随着染色体的移动而遗传的，是会散布的。不同种族有不同的染色体，由此而决定了他们体力、智力和文化上的特质。维护一个种族的文化特质，就依赖于维护种族的纯洁。纳粹用所谓先进科学理论使德国人民相信，日尔曼人种是最高等的人种，而犹太人是劣等人种。犹太人的存在，会在社会上散布堕落、疾病，并且会污染高等种族。所以，消灭犹太种族是日尔曼人保护自己生存的正当事业。
Thompson女士指出，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它必须先局限于科学界按照科学原则来检验、来判断，也就是要看历史事实和生物学实验是不是能够支持这种理论。但是在纳粹德国，这一理论成为一种不可怀疑的教条，没有一个科学家出来表示怀疑而不遭受迫害。希特勒用全国上下必须“统一”这个口号，禁止人们自由地探讨科学，从而把当时的一种科学理论当成了政治工具。以后几年的事实证明，纳粹的反犹太政策得到德国几乎全民族的参与，犯下了人类史上罕见的种族灭绝罪恶。
Dorothy Thompson女士对纳粹运动的报道和分析，使希特勒十分恼怒。1934年，希特勒亲自下令驱逐Dorothy Thompson，她成为第一个被希特勒驱逐的美国记者。她回国后，从1936年起为《纽约先驱论坛报》主持叫做“立此存照”的专栏。她的专栏写作受到广泛关注，从1941年起受170多家日报转载。在她的文章、无线电讲话和集会报告里，她再三提醒大众注意纳粹德国的活动。《时代》杂志把她评为仅次于罗斯福总统夫人的最受大众欢迎的妇女。
由于一代美国记者和知识分子的报道、分析和呼吁，在美国这个有着大量德裔移民家庭的国家，在这个最重视先进科学技术的地方，纳粹的种族理论没有成为一种国家政策。当种族偏见在科学的掩护下向人类良知挑战的时候，美国人的道德信念坚守着阵地。
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对20世纪美国新闻业有重大影响的记者，那就是报道猴子审判案的《巴尔蒂摩太阳报》名记者曼肯。曼肯是德国人后裔，他对自己的血统非常自豪。这种自豪的来源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曼肯在30年代访问德国，热心寻根，却在自己的报道里对纳粹的反犹太政策只字未提。在1938年访问德国时，几乎所有访问过德国的美国记者都报道和谴责了纳粹的反犹灭犹政策，曼肯却还是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是由于疏忽还是出于偏见？一直要到80年代曼肯的日记发表，人们才从日记中的反犹言论中看到了他不为人所知的种族偏见。这种偏见的来源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八
自从科学和神学分道扬镳，当代科学和宗教就在回应着人类不同精神领域的需求。科学寻求的是知识，宗教寻求的是意义。宗教不能代替科学为现实世界提供方案，同样，人类向宗教寻求的回答，科学也永远无法代替。布莱恩的历史局限，在于他有时试图让宗教越过这条界限。而事实上，人们在处理科学问题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倾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近100年来，我们民族的一代代志士仁人致力于从西方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的启蒙和救亡刚好赶上了西方科学革命和工业化背景下世俗化浪潮的尾巴。近百年来，德先生不幸经常缺席，而赛先生挟技术的冲击力，渐渐地成为一种语言强势。我们误以为有了赛先生就可以强国富民了。在引进的主义扫荡了传统儒佛道以后，我们把赛先生供了起来。
到了21世纪，回头看，我们看到一片道德的废墟。待到试图在废墟上重建道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个对超越性事物不存敬畏之心的人类群体，不容易找到重建道德的材料。传统已经是一片废墟，缺席的德先生和供台上的赛先生却不能给我们这个民族提供我们亟需的道德资源。
早晚有一天 ，我们得重新审视以往、开始反省。
第二部分 走路（二）弗利梅森——自由的石匠（1）
几年前，一个好朋友来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说来惭愧，在那个时候，我们游荡美国的旅程，向西虽然有过横越大陆的壮举，向北却还没有突破过纽约。这一下，北上的机会和借口就很充分了。
逛过哈佛离开波士顿之后，我们开车拉上朋友，一起在冰天雪地里到处瞎逛。大雪弥漫，有时车轮大概不算是在滚动，而是在玻璃般的路面上滑行。州际公路上白茫茫一片，实在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都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当街”停车，拍个雪景留个念什么的。惟一遇到的同样不知好歹的旅行同好，是翻在公路上的一辆集装箱大卡车。回头想想，这个朋友对我们的车技也是过于轻信，居然肯在如此恶劣的天气，提着性命跟我们一起上路。
说好在分手之前，我们把他送到他的另一个朋友家里，那是在费城附近。我们当然乘机也逛逛费城。独立钟、独立宫之类的经典项目，当然不会错过。我到了独立钟前，在大家对历史的感情充分酝酿起来之后，才恶作剧地宣布我憋了两个月的新发现。我在一本历史书上读到，有关独立钟的故事，绝对是后人添油加醋的杜撰。
最后，我们无所事事，在费城大街上闲逛。这一天，倒是阳光灿烂。就这样，我们逛到了一个像是美国少有的古迹面前，好像是个大教堂。假如不是星期天，在美国想上教堂和上帝交个心，也还是要找到那个负责管教堂大门钥匙的。不像在欧洲，通向天堂的道路那么通畅。所以我们看了一下门口的牌子，发现这里果然像是一个古迹兮兮的东西，因为全天候对旅游者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