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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潘宜乐越走越远。
1996年8月底，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收到一封举报信。信中反映潘宜乐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公然收受贿赂与他人合伙办公司，严重违反中央纪委关于国家机关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的规定。
人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关口。对于法官，人民群众有理由要求他们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举报信受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9月9日，一个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法合为组长的调查组抵达广西。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和有关执法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初期的调查工作出乎意料的顺利，办案人员很快查实：1996年4至5月，潘宜乐与广西北海市海城泰富典当拍卖行（以下简称拍卖行）及其他几位合伙人在凭祥成立泰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云公司），通过联营的方式经营金矿。公司的注册资金为250万元，但潘宜乐并未拿出一分钱，而是接受拍卖行25万元资本金占公司10％的股份。
或许是根本就没有把党纪国法放在眼里，当办案人员从凭祥市工商局调出泰云公司的档案时，赫然见“副董事长”一栏里写着“潘宜乐”三个字。
然而，当办案人员同当事人潘宜乐及拍卖行总经理高某正面接触时，二人一口咬定潘宜乐的25万元是向拍卖行借的，潘宜乐已于当年6月还清了这笔钱，并退出了泰云公司。他们还主动出示了潘宜乐4月8日写的借条和拍卖行6月23日出具的还款收据，以证实所言非虚。
但是，办案人员发现，拍卖行出具的还款收据，虽然填写的还款时间是6月23日，然而其上下联的日期均是9月份。拍卖行资金往来帐目也显示，无论是6月份还是9月份，都没有一笔25万元的进帐。显然，这份收据不仅是调查组到达之前补开的，而且根本就是假的。
既然收据是假的，借条会不会也是假的？难道潘宜乐提前得到消息而做了手脚？
办案人员疑团顿生之际，传来新情况：早在调查组抵达广西之前，潘宜乐本人就通过不正当途径得到了举报信的复印件，并打电话威胁他所怀疑的举报人：“谁整我，我绝对不放过。我要用判决的手段把这个人送到西天去，达不到这个目的不姓潘”电话里，潘宜乐还念了举报信的部分内容。
至此，办案人员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止一个潘宜乐，而是一个熟知法律的攻守同盟。
调查组及时回京汇报了案情，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态度明确：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坚决查到底！对此，中央纪委有关领导在各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
10月14日，由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再赴广西。这一次，调查组目的明确：突破攻守同盟，彻底查清潘宜乐的25万元入股资金是借贷还是受贿。
为了排除干扰，防止串供，根据中纪委有关规定，调查组将潘宜乐带到北京交待问题。
诸熟法律的潘宜乐清楚，自己借钱参与经商，充其量只是违纪，而受贿则触犯了刑律。所以他始终坚称25万元是借的，并避重就轻地写了一份检查，说自己借钱办公司违背了中央纪委的有关规定，今后要痛改前非，兢兢业业工作。
然而，潘宜乐没有想到的是，在政策的感化和法律的威慑面前，其“盟友”的心理防线崩溃了。随着拍卖行总经理高某及其他当事人的指证，整个事件真相大白。
1995年，潘宜乐的老战友、也是从政法机关退休下来的邢某从东北到广西投奔潘宜乐，希望下海经商。于是，潘宜乐介绍邢某结识了拍卖行总经理高某等人，商议在凭祥成立公司经营金矿。高某提议，拍卖行负责全部投资，但只占股份的50％，其余的股份由潘宜乐、邢某等人分享。对这一提议，潘宜乐欣然应许。
1996年3月，泰云公司在凭祥成立。高某任董事长，潘宜乐任副董事长。4月8日，拍卖行将经营金矿所需的费用200万元汇到凭祥。根据潘宜乐的要求，这笔钱中的20万元（后追加5万元）先存入潘宜乐的个人存折，当天又转入泰云公司，作为潘宜乐的入股资金。
一个月后，潘宜乐觉得心理不踏实，对其中一位合伙人说：“我是高级法院的副院长，这样做是受贿，查出来是要掉脑袋的。不如补个借条，万一查起来也好应付。”
合伙人问：“你打借条将来拿什么还呢？”
潘宜乐说：“我这个借条不仅不用还钱，连利息也不用付。”
随后，潘宜乐正式提出打借条，高某知道他的心思，遂笑着问道：“真的要打借条？”
潘宜乐回答：“还是打个借条好，以后万一查起来好说话。”于是，潘起草了一个借条：“借到北海泰富典当拍卖行人民币25万元整，投入凭祥泰云公司作入股资本金。”
写完后，潘宜乐左思右想觉得不妥，遂又提笔在借条上加了一句：“此款待泰富典当拍卖行收回本金后该条作废。”才满意地让人重抄一篇，再亲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并不忘把日期提前到4月8日，即北海典当拍卖行汇钱到凭祥的那一天。
潘宜乐的这张借条可谓煞费苦心，他既想逃避法律制裁，又想逃避还债义务。
9月6日，潘宜乐得知有人举报他，匆忙召集高某、邢某等人到南宁商量对策，订立攻守同盟。潘宜乐让高某在借条上注明“已还清，将借条退还本人。帮其所购池子划归典当行”字样。同时，他还让拍卖行于9月8日开出一张日期为6月23日收到潘宜乐还款25万元的收据。
真相大白之后，如何处理潘宜乐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意见一致：对法院系统内部这种触犯刑律的腐败分子，要坚决依照法律程序移交检察机关追究法律责任。鉴于潘宜乐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案件不宜由当地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指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此案。
北京市第一中院判决潘宜乐有期徒刑15年。潘宜乐不服，提出上诉。
1998年7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庄严的终审判决：被告潘宜乐犯受贿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无情的判决向世人昭示：国家审判机关对法官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绝不姑息迁就！
惩治司法腐败，清除司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是时代的呼声，人民的愿望，也是共和国法制大厦坚如磐石的基础。
从潘宜乐悲剧性的结局中，人们听到了审判机关的告自：人民法院绝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法律的天空必须更加纯净。
五、司法腐败，你敢举报吗
举报利剑指向腐败分子。举报制度是向特权宣战的群众性举措。10年
举报不泄密，10年举报使6100涉嫌犯罪的县处级领导被送上审判台，17。4
万余件大案得以告破。彻底清除司法腐败，呼唤更多勇敢的举报人。
不仅仅是深受其害者，每个有良知的公民对司法腐败都恨之入骨。事实上，彻底清除司法腐败，不仅仅是司法机关自我清理整顿就可以解决的事，全社会都应该义不容辞地同司法腐败现象做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公民对司法的监督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举报制度，便是这种公民监督的具体举措之一。
作为公民，你敢举报吗？
1988年3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率先在全国建立经济罪案举报中心，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海内外30多家媒体作了报道。
10天以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通报了深圳市的做法。高检院肯定举报中心是检察机关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具体措施，是法律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一种新形式，可以在全国推广，并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
6月17日，高检院正式发出通知，建立举报制度。当年，2734个举报中心便如雨后春笋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