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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她没来信，我也没写。”张国庆问：“吵架了？”从张国庆那里告辞出来我骑车去了父母家，陪两位老人看了一会儿电视，在他们察觉到我的烦躁和开口以前我赶紧离开了。于零点左右回到我自己的住所，楼下的信箱依然是空的。洗脚的时候我不禁嘲笑起自己来：快三十的人了，为了一个小姑娘，这是何苦来呢？而且是等信这种事，以后肯定还会有很多，难道我就这么一直受其牵制，每次都弄得自己寝食不安吗？
第二天上午施玮的信就来了，她在我没有回信的情况下再次写信给我，并且没有提及我未能如期复信的事。她就像已经收到了我的回信一样。在那封我并没有写过和发出的信中我似乎还向她求了婚。施玮告诉我：她父母那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即使因为我离过婚他们不同意她也不会因此屈服。关键在她的一帮朋友，得让他们通过。也许我总是提到我的那帮朋友，于是她表示自己也并非孤家寡人。就像我和她通信的事在朋友中不是什么秘密一样，她的那帮朋友也同样知道我。
施玮的信再次引起了我的不快。首先，我是一个孤僻的人，不愿意结识任何陌生的群体。其次，她的那帮朋友怎么能和我的朋友相提并论呢？她的那帮朋友都是二十岁左右，而我的朋友中即便是三十多岁的也大有人在（如张国庆），这完全是相互隔绝的两代人呀。假如她的朋友都是女孩，倒也罢了。但据我所知那帮人除施玮之外都是男的。也就是说一帮乳臭未干的小家伙现在要和我那些深沉干练的朋友们分庭抗礼了。尤其是我，居然要接受一帮小孩子的评头论足，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还好，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我没有只身前往大连被他们团团围住，施玮也没有到南京来，读什么大学自费班。当然，并不是施玮的某句话或某种说法使我失望，而是随信寄来的那些照片。
她没有忘记在我这里建立她的个人影集的约定，一下子寄来了四五张照片。看了这些照片我明白了上次的那两张照片肯定是从她所有的照片中挑拣出来的。不仅如此，在我刚刚适应她的形象之后，施玮又再次换了一副容貌，的确是我始料不及的。简单地说，就是施玮第二次寄来的五张照片上她都戴着眼镜。也许因为我从小就戴眼镜吧，所以对眼镜素无好感，甚至深恶痛绝。施玮的眼镜还是老式黑框的那种，在当时已不太流行，可见她戴眼镜的历史也颇为悠久。施玮告诉我她戴眼镜始于小学时代，我算了一下，和我开始戴眼镜的年龄大致相仿，大概十一二岁。这样的比较没有唤起我同病相怜的心情，相反有说不出的尴尬。小时候我也戴她那种眼镜，并且一直戴到现在，可我不想告诉她，也永远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我已经决定不再给她写信。
施玮把我们都戴过的这种眼镜称为“墨框眼镜”，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认为，这是一种故意的美化，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还有她的那帮朋友，穿着廉价西服，梳着背头，一个个神气活现地在冒充有权势的人，看上去挺难受的。她置身于这帮人中如鱼得水，而且还要对我作出判决。想到此处我不禁汗如雨下。这一次，无论如何她是暴露得太多了，不仅她的那副眼镜，还有属于她的整个环境，她的朋友或同学，他们置身的那个地方，房屋街道以及树木，无一不透露出一种令我感到荒凉的陌生。我甚至都在挑剔相机的质量和拍摄技术了。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拙劣。我为自己终有一天看出如许漏洞而感到欣慰。从此以后我又是独自一人了，不再有任何责任和牵挂。回头再看两个月来自己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人汗颜呀！所幸的是我已经及时地摆脱出来了。
我给施玮写了最后一封信。而在我的心里和她的关系已先于这封信中断了。我的头脑清醒，意志坚定，不禁为自己的冷酷无情而得意。在并非感情冲动的情况下我尽可以把事情办得有理有节。我没有提及她所寄赠的照片给我带来的震动，没有提及黑眼圈和墨框眼镜（此时我已有能力自嘲：原来我要求的黑眼圈就是一副黑眼镜呀）。我只是说：我们还是做一般的朋友的好。理由我列举了很多，如：距离太远，我离过婚且生活随便，以及通信的方式不免有过多的幻觉，等等。施玮立刻回了信，这次，她聪明了很多。她指出我所举的理由在我们相互表白时就已经存在了，肯定有什么别的原因使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她不要求别的，只要求我说出事情的真相，但这正是我无法办到的。我没有再写信给她。之后，施玮又来过几封信，无非是追问原因、要求和好以及自我检讨。当时我沉浸在冷酷的激情中，将她泪水模糊的来信一字不落地读了。我的仁慈只能到维持谎言和沉默这一步，余下的问题得由她自己解决和消化了。
在等不到我的复信的情况下，施玮给张国庆打了电话。后者也不便说明我和她中断通信的原因，只是一再保证在他看来她没有错。他不得不倾听本来应该是针对我的那些倾诉。为了把话岔开，他问她有什么业余爱好？施玮说她喜欢唱歌。张国庆就问能不能唱一个给他听？“现在？”施玮问。“就现在，”张国庆说，“你对着听筒唱一个，我能听得见。”施玮还在犹豫，张国庆趁机找来了录音机，卡入一盘磁带。后来他将这盘录有施玮歌声的磁带交给我，让我带回去听一听。我执意不肯，张国庆建议就在他的录音机上放一下给我听。我非常紧张，感到自己都发抖了。我在想：我已经没事了，他们还在折腾什么呢。
我无法断定自己是否和施玮通过电话，也许有过那么一次，在张国庆家，施玮正好来电话。张国庆说我就在这儿（这正是她所希望的），我不便推辞接过了听筒。或者，张国庆总是提到那盘磁带，让我紧张不已。于是我表示：与其听录音磁带还不如和她直接通话了。和施玮的通话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我的语调平静，态度冷淡，对方表达的欲望显然受到了抑制，至少她没有哭泣，也没有唱歌。我再次被自己的镇定感动了。
这以后我听说张国庆一直和施玮保持着联系。他给她寄过书，施玮也来信请教过学习上的问题。有关的细节张国庆总是试图告诉我，而我一再宣布一切与我无关，我不想知道。就是听说一些也是偶尔刮进耳朵里去的。
后来我又恋爱了，对方是南京本地姑娘，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在此真实相处的基础上我们也写信、通电话，其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沿着一条正常实际且不乏浪漫的道路发展下去，眼看着就要结婚成家了我们在家具城看中了一套广式组合家具。然而，由于对方父母的强烈干预，一年以后我们的关系突然中断了，我再次处于“落单”的境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双拐记（3）
当时我仍处于调整阶段，心里想着我失去的女友。我的怀念情有可原，因为和我失败的婚姻相比，这次与对方分手纯属外部原因。我的女友不过是太软弱了，不得已才向家里低头的。由于无人作伴，我又频繁地去张国庆家串门了。
一天，张国庆喜滋滋地告诉我，他将我和女友分手的事通知了施玮，施玮表示要从大连来看我。我很生气，当时几乎和张国庆翻了脸。我说：“你怎么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呢！”我告诉他：“你赶紧通知她别来，来了你接待，我不管。”张国庆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想当然地认为，我需要一个女人的安慰，至于这个女人是谁就无关紧要了。也许他还有另一些想法。实际上他是站在施玮一边的，他想为她做些事情，所以才不管我的心情如何乱来一气的。后来我才知道，当他告诉我施玮可能要来南京的时候实际上她已经在路上了，就在我们话不投机的那天晚上施玮所乘的火车已顺利地通过了济南。
第二天早晨我被施玮的敲门声惊醒了。她失魂落魄地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似乎是害怕自己晕厥过去。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慌和乞求，完全丧失了审视对方的能力。我从床上爬起来开门，身上只穿了一条内裤，赤着上身和双脚。我的头发蓬乱，胡须未刮，嘴里还呼出一股隔宿的气味。我一定与她想象中的相去甚远，但我一点也不在乎。我皱着眉头问道：“你怎么来啦？”没等她回答我又说：“那就进来吧。”扶着门框的手飘落下来，她随我来到室内。这时我才发现，时间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