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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儆杵椒础保谠谙旅婀恼�20多次。1957年，就成了翻案，当了“极右分子”。工资降到20元生活费，而他的妻子无工作，还有七个孩子。1958年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编入劳改大军修水库。饥饿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线上挣扎。
1960年秋水库工程结束，她被调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打扫教学楼的厕所，清洗实验室的器皿，有时还被遣到太平间制作尸体标本。后来，因为修好了医学院从丹麦进口的脑电图仪，待遇才有所好转，又能上一点专业课了。
1960年代，感到中国有核试验的迹象，他希望参加到这个队伍中。他想到摘帽，便顽强地“改造”，无望。文革了，继续涮茅房。自觉地涮，有创造性地涮。同时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一、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痹仪、胃镜、比色仪等，无法计算。这一切都换不来他想用一个物理学家的实力报效祖国的机会。
1972年李政道回国，周恩来希望李政道能为中国科学界“断层”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海外学者到中国讲学。李政道说，中国有人才，只是你们没有使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虽然李政道想见自己的老师未能如愿，但给束星北的待遇带来了转机。
三
束星北又拿起了教鞭，他还是从前的教授吗？
他的老友同事发现，他的优良品质保存完好；他的“坏脾气”也未从根本上改动。仍然辱骂学生“猪脑子”、“狗屁不通”；仍然对行政人员咆哮发怒。他再无所旁顾，一心要抓紧时间著述。但是，他的家人看到，半夜里他的灵感来了，似睡非睡中写下的东西，却是检讨与自我批判。这时他的人格已经无奈地分裂。表面上他还是那么地“顽固”，通过发泄想挣脱过去对他的摧残，想不到20多年的“改造”已经渗入神经骨髓，他无法走出阴影。
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有人推荐束星北。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束星北分文没要，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完成任务。当年他73岁。航天学界轰动一时，天才还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去世。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他说，他多年患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一直注射肾上腺素，但血压心脏却一直正常，可以解剖他的尸体研究；他称自己的大脑超乎寻常的聪明好用，连他自己都奇怪，70多岁，脑袋还和二三十岁一样清晰活力无限，他让解剖他的大脑，希望对医学最后的贡献。但是他去世时，正赶上青岛医学院换班子，他的遗体被遗忘了。半年之后，想起来，尸体已经腐烂。本来还说要将他的骨骼做成标本供医学用，结果让两个学生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边的双杠下面。
作者刘海军说：“如果把束星北与王金昌做个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同位科学家，王金昌几乎获得了完美的人生：提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研制原子弹氢弹、率导核能特别是核聚变能的研制与发展，从这一串科学经历看，王金昌始终站在世界科学前沿科学的制高点上。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还有比拥有如此丰富的科学经历更为饱满的人生吗？”可是束星北，在他的命运的颠踬与缝隙中虽然也出了些成就，但在他看来，却是些“雕虫小技”。
同样的才学智慧，有着不同的命运，决定的因素恐怕就是性格了。这时说“性格即命运”似乎更有道理。可是，纵观人类接触的科学家、艺术家，但凡才气逼人，往往性格与众不同。才气与性格如同利剑的双刃，怎么可能钝其一面而锐其另一面呢？2005年2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与诺贝尔得主共事》，其中写道：几乎所有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神经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得人都感觉到他那超人的智力。但他的古怪也是出了名的。他每天穿过走廊冲着人们大叫“数据？有数据吗”有时他会盯着你问：“难道你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告诉我吗？”“他从不注意社交礼节。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奚落、嘲笑和贬低别人的机会。他经常会在和别人交谈时陷入深思，然而毫无歉意地走开。他会对一些问题做出这样的回答：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这样的科学家为什么能够最终获得为世界所承认的成就呢？因为他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研究。说实在的，如果我成为他的奚落、嘲笑的对象，我也会受不了。但是，你可以不喜欢他，却没有不让他自由存在的理由。
试想，如果束星北能在同一片土地上与理查德阿克塞比肩而为，岂能没有同样的辉煌？可惜，中年以后的束星北不能拥有这样一片土地，而他所生活的土地上，至今也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一个实行民主法治、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基点的社会，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才能成就社会的发展。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