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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六他给我打过电话，你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吗？”
“星期六？不知道呀。”
“那他没说过有什么事想找我吗？”
“他前两天说过要找你的。”
“什么事？”他站起来，急切地问。
“我们俩想请你吃喜酒，我叫他找你定个地方。再有，我们商量好了，春节以前把这间房子给你腾出来，他大概想告诉你。”
“嗅，”他不觉泄了口气，想了想，又问：“星期六那天他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早上就出去了，大概是上班吧，晚上回来的，在家吃的晚饭。”
“晚上几点回来的？”
“五点多钟吧，也许六点。”
“这么说，他五点多钟从厂里回来，在家吃了晚饭，然后七点多钟又到厂里值班去了，对吗？”见淑萍点点头，他心里忽地动了一下，“这就怪了，既然晚上要在厂里值班，为什么还要这么远跑回家来吃晚饭？何苦这么疲于奔命呢？是为了回来等我？还是他下午根本就没在厂子里？那，他能去哪儿呢？”
他慢慢踱着步子，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那贴在墙上的大红勇字剪纸上似乎还弥留着新婚之家的温热气息；沙发的旁边，新登了一个自制的小书架，上面的书册不多，插放却很整齐，他哈着腰从上到下地浏览着书目，问道：“这是你看的书，还是他看的书？”
“差不多都是他的，他挺爱看书的。”
他拿起一本（新体育），翻了翻，“他喜欢看这些？”
“挺喜欢的，上上个星期他开始每天早上练长跑了，你看那是他的球鞋。”
“这也是他看的吗？”他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是他从厂子里借来的。”
周志明心里好像有一面重鼓在擂，“不！不！不！他不应该是自杀！”但是他抿紧了嘴巴没有出声，脸色平静地离开书架，又踱到五斗橱前面。橱面上零乱不堪地散放着些水杯、电筒、眼镜和本子之类的东西。梅英走过来一边动手归置这些东西，一边说：“这几天，淑萍也没心思收拾屋子了，平时呀，这间屋子抬弄得可干净呢。”
“这是谁的本子？”他从橱面上拿起一只塑料皮本子，翻开看了一眼，他当然认识社卫东的字，于是对淑萍说：“他写的，我拿走看看行吗？”
“行。
“这是什么，淑萍？‘海英手里拿着一只小玻璃瓶子，”里面是什么水呀？“
“什么？”淑萍用红肿的眼睛审视了一会儿，摇摇头，“不知道，可能也是他的。”
周志明接过那个瓶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种暗红色的水，闻闻，挺呛，他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东西。
又问了些其它的问题，说了些老生常谈的安慰话，他离开了西屋，临走的时候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小玻璃瓶都带在了身上。
在回机关的路上，他觉得一股子很有力量的火，从心里一直烧到脸上，他坚信杜卫东不是马三耀讲的那种多愁善感、神经虚弱的人，也不是那种木知道珍惜新生活而继续作歹的人，他应该把他的死因查清楚，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来，好让杜卫东走得明白，让王大伯一家人安下心来，他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因为他，现在也只有他，才能这么强烈地、确切地体会和感觉到杜卫东死的奇怪！
系二天早上一上班，周志明就来到技术室。刚拿出那只小瓶子，搞化验的老钱就伸出一只手来。
“送检单。”
他笑笑，“没有。”
老钱半真半假地绷起脸，“刚～上班就跑这）［起哄，是不是？”
他把瓶子递过去，“凭交情，你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老钱朝瓶子上斜了一眼，“到底是公事私事？要是公事，回去填个送检单，写明送检的目的要求，叫你们科长签上率，别嫌麻烦；要是私事，劳驾别往这儿拿。”
他知道老钱平常特别喜欢他，所以带点赖相地说：“得啦；我又不让你们化验，凭经验，帮我闻闻是什么东西，还不行吗？”
“嘿，你这上下嘴唇一碰，说的倒容易。你以为跟酱油醋似的，一闻就闻出来啦？哼得了，谁让我是你大叔呢，拿来吧，我闻闻，省得你哭这是什么怪味儿啊，好像有酒精，小齐，你闻闻来。”
小齐把鼻子凑上来：“好像还有碘酒味儿”
“不行啊，闻是闻不出来的，像这种连名堂也叫不出来的东西，就是做化验也得送技术处才行，呶（这儿”
“算了，你们真笨蛋！”
技术室的门在弹簧的拉力下重重地关在身后，生硬的响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反荡出持久的回音，他机械地向前移动着脚步，心里突然腾起一股恶狠狠的火气，仿佛自己是一个长久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不得不体验着那种由于信心的城垣不断溃坍而产生的烦躁和恼恨。这个职业，这些个案子，真是太难了！这一瞬间，他胸中集变起一种异常狂暴的心情，恨不得把手上这只小玻璃瓶用力摔在墙上，看着那暗红色的浆水随着玻璃的碎片飞迸出来才痛快。
然而这个歇斯底里的念头在脑子里刚一闪，就立即被一阵猛烈的心跳窒住了，“我这是怎么了？这么没有耐心，这么缺乏克制，我不能这样，我还算一个侦察员呀，一个听起来多么光荣的称号，，他镇静下来，看着手里的瓶子，把它揣进兜内，忽听到身后段兴玉的声音在问他：”在这儿干嘛呢？“
“没干嘛，”他转过身。
“你不舒服？好像脸色不大好。”
“没事儿，我就这样。”
他们两个说着话，走回到办公室来。
大陈、小严和小陆成鼎足形坐在屋里，见他们进来，大陈说：“我们等你们半天了。”
段兴玉在自己的桌前坐定，说：“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今天上午得把投信人的画像勾勒个初稿出来，可惜我们手上的颜料就是这么一封信，太单一了点儿。”
“嗅，”大陈说，“刚才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议了议，粗粗略略地给作案人画了一张相，我们在大方面意见一致，在个别问题上还有不统一的地方。”
“是吗？”段兴玉说，“那就先说说你们一致的意见。”
“综合起来有这么几条，”大陈说，“第一，作案人必须具备仇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思想基础，这是当然的条件；第二，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第三，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第四，具有能迅速知晓十二月二十七日审判结果的条件，这四条，我们三个意见是比较统一的。”
“嗯——”段兴玉思索着点点头，没有表示什么看法，大陈继续说：“还有几个拿不准的问题。比如说：作案人的职业，我们估计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从这封信上几乎一点儿也看不出带有职业性的语言。另外，也找不出比较特殊的方言土语和谐音字，所以，投信人的籍贯也难以确定下来，还有性别，从行文语气上看像个男的，但也很难说。”
段兴玉沉吟着，问：“把这个人的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有什么根据呢？”
“当然有，”陈全有未假思索便说，“这封信的语言，显然不是出自年轻人的手笔，全信只有一百一十几个字，却大量的使用文言，你就拿台头来说吧，冯汉章就冯汉章呗，还非得‘台鉴’，现在的年轻人哪）［懂这些个繁文得节呀。”
小陆插嘴，“不光台头，信文里也尽是古色古香的词儿，你看——”他拿着那封信指点着说，“什么家父啦；移榻啦；无大渐啦。”他自己也笑了，“真绕嘴，这家伙，反正是读过两天‘子曰’的人。”
严君说：“说不定是私塾出身。”
段兴玉听着，仍然没有做出然否的表示。他把目光移向周志明，问道：“你的意见呢？”
“咂——，”志明想了想，说，“这个，我倒觉得，像个年轻人。”
大陈不解地眯起眼睛，“年轻人，为什么？”
“说不出为什么，反正是一个总的印象，感觉。”
“哈，又是你那个感觉，”小陆笑起来，他现在跟志明已经不那么僵了，所以才挪喩地说，“能不能少来点儿那种虚无飘渺的感觉之类，说出点实打实的道理来嘛。”
严君却插上来说：“道理归道理，感觉归感觉，互相又不能代替，上次社卫东的问题，这次卢援朝的问题，实践证明小周的感觉都是挺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严君露骨的袒护，小陆有点儿来火儿，“照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