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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里的悲痛实在憋得太久太难受了。可她不愿意把最近发生的这事说出来，只好说：“不好意思。最近出了点事情，弄得我很累很不舒服。”
雅文很懂人情，其实她一见面时就看出了田麦的忧心忡忡和悲痛的样子。她什么也没问，只是安慰了田麦一番。把她和她姐姐的电话号码给了田麦：“什么时候需要我，就给我打电话。反正我们住得这么近，来往也方便。我姐姐上次来美国考察，还到我这儿来了一趟。不过她很生我的气，现在不愿理我。”
“为什么？我若有你这么可爱的妹妹，开心都来不及。”
“这以后你会知道的。她一定会对你说。”
田麦和米山、安玛也聊了不少。她很喜欢他们，只是有一点让她困惑的是安玛对米山和雅文夫妻俩的事了如指掌，而且安玛并不在乎她在场，对米山和雅文都很亲热，好像关系非同一般。
分手后开车回去的路上，田麦一直在想：安玛是什么人？难道是米山公开的情人？如果不是，难道雅文和安玛是一对同性恋？若是如此，难道米山可以接受并这样相处？雅娟上次来美国考察，可能发现了他们的秘密而生雅文的气。如果米山可以接受雅文和安玛的同性恋，那么如果李之白很早就把同性恋告诉自己，自己会不会接受呢？不会的。想到这里，田麦充满了好奇。
回到公寓，她看了看表，正是中国时间星期天早上9 点半。她拿起电话给雅娟打过去。雅娟正好在家，接到这意外的电话，欣喜若狂。两人就分别多年的情况，聊了不少。田麦告诉她，自己和雅文住得很近。
雅娟高兴极了：“哎呀，太好了，你离我妹妹只有十几分钟路啊。你可要替我多关照她。搞艺术的人真是异想天开，完全凭激情办事，一时冲动”她告诉田麦有关雅文的家庭情况。
田麦听后的惊异，不亚于听了李之白同性恋的坦白。这个世界，远远不是她所想像的那样正常，更不是科学家用数理化公式能推算或证明的。法国作家巴斯葛说，现实世界是这样一个圆球，它的圆心无所不在，它的圆周却无处可寻。其实，它的圆心在于人的思想，它的圆周在于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在于我们怎样与别人互动。生活无奇不有。对于人的眼睛，不是缺少惊异，而是缺少发现。
我第二次见到田麦是在米山家里。雅文和安玛先后生下女儿米雅和米安后，我们全家去米山家探望她们。田麦也去了。我才知道她认识米山一家，才知道雅文因姐姐雅娟的关系和田麦成了好友。
我和田麦单独谈了好一会。她和李之白分手后，俩人没见过面，直到李之白垂危，她赶去见了他一面，也就是我在李之白病房里见到她的那一次。至于她没参加李之白的葬礼，田麦说她不是没有夫妻一场的情意，而是那样的气氛会让她更加伤心。她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更让她痛苦欲死的是李之白把艾滋病毒传染给了她，“之白发现自己携带艾滋病毒，是他听说兰德患了艾滋病死去之后去检查才知道的，那时我们都已结婚这么多年了！”田麦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心里像被挖开了一个洞而隐隐作痛。
我给她递去手巾纸。她唉声叹气告诉我，她已做过检查，证实自己被李之白感染了。她已离开了霍普金斯大学，调到一家生产抗艾滋病毒药的新泽西药厂。她缓缓地抬起头：“柳医生，我在霍普金斯大学是研究艾滋病毒、给学生上艾滋病毒课的教授！您可能知道，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美国排名第一。美国最著名的公共卫生学院里一个研究艾滋病毒的教授的丈夫居然死在艾滋病之下，而且自己是病毒携带者！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和笑话吗？如果说出去，我在同事和学生面前都没脸见人。”
死亡的阴影如巨大的黑云压在田麦的头顶，她眼睛里露出悲痛的神色。她万分伤心地说：“真没想到我来美十几年的奋斗最后是这样的命运！”她现在每天都吃药，是目前市场上最好最贵的药。她所在药厂研制的新药，她用在自己身上先试。
我挺为田麦难过，理解她内心深处的疼痛。她实在是无辜受害者，一个牺牲品。李之白1982年夏末来美，他和男人有性生活在那年秋季就开始了。他和兰德的第一次做爱是那年圣诞节除夕午夜。李之白很可能在那段时间即1983年之前就已被感染上了。当然，也不排除他是在这之后被传染的，因为只要有一次不小心或没采取保护措施，就有可能被传染。
我问田麦：“那你怎么知道他携带了艾滋病毒？在这之前，你对李之白是同性恋者没有察觉到一点蛛丝马迹？”
从田麦的回答中，我可以断定她对李之白同性恋生活知道的很少。也许她得知真相后并不想知道细节，知道了会使她更痛苦更难受。不过，她很想知道和理解为什么丈夫会成为同性恋者。她对我说：“对一个人能爱上另一同性，我不觉得不可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爱也就是对一个人有感情，迷痴。但是，两个同性在一起性生活，我没法理解。我是生物学家，可是在这点上我是小学生。”
我跟她半开玩笑：“李之白不也是生物学家吗？他为什么会是位同性恋者呢？他在世时，你可以直截了当地问他。”
我给田麦解释，同性恋现象普遍存在，只是物以类别而人以群分，我们不知道罢了。人类最大的悲剧，是不能理解自己。不过，很多不理解的东西，人们做得都不差，而且世代相传，如婚姻和宗教。我研究的心理学，和所有学科一样，是在不理解中开始寻求答案的。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同性恋从古希腊到今天一直都有，然而要理解它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同性恋是受外国影响。其实在中国，根据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遍查史料考证，几乎每个皇帝都有同性恋对象。中国同性恋者不见得比西方少。古代春秋有“余桃”、汉代有“断袖”、战国有龙阳君等同性恋现象的记载。从魏晋南北朝到宋、明、清，男色极盛。古典文学作品里也有这样的描写，如《红楼梦》和《品花宝鉴》。中国现在不再把同性恋列入精神病，但公开同性恋者极少。这是正常的。即使在美国，人们会在工作单位谈论丈夫或妻子，同性恋者却不会随便谈其爱人同志。同性恋者在西方某些国家获得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也只是这十来年的事。
田麦听了我这么详细的介绍，心情好些了。她说，从人道和诚实的角度来说，对同性恋的宽容是一个好现象，至少公开的同性恋者不会去隐瞒和欺骗家里人，比起那些害怕公开而和异性结婚致使配偶终身被蒙在鼓里或痛苦一辈子，要好得多。
我给她推荐了好几本有关同性恋的书，包括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和国内出版的李银河博士的《同性恋亚文化》以及网络小说《北京的故事》。
一个月后，田麦读完那些书，给我打电话，谈了她的看法：“柳医生，谢谢你推荐的那几本书，对我很有帮助。虽然我研究艾滋病毒，但我只从生物角度去研究，而不从社会和心理的范畴去研究性行为。我一直认为同性恋是西方人堕落变态的东西，想想都会觉得恶心，从来也没有想去深入了解它。尽管我也曾接触了一些同性恋的材料，但只是从生物统计的需要提取一些数据。那几本书里的很多内容，是我以前根本想都没有想过的。李之白本人都未必读过这些书。如果我早几年读到这些书，就好了。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管是不是同性恋者，哪怕像我这样反对同性恋的人，都应读一读这些书。它们不仅帮助我们理解同性恋，同样也帮助我们理解异性恋。不过，我真没想到中国人里有这么多不公开的同性恋者。”
第二年夏天，田麦特意和雅文、安玛、米山一起去了一趟麻省普鲁文斯镇；一个有名的同性恋小城。普鲁文斯镇是海边小城市，位于麻省的最北端，是欧洲移民最早登陆美国的地方。据说，当年从欧洲来美国登陆的移民，从船只上把同性恋者赶下去，扔在普鲁文斯镇，然后北往波士顿，南到佛罗里达。后来，普鲁文斯镇上同性恋者逐渐多了起来，有了名气。当地冬天漫长寒冷，以后同性恋者不断地移往四季阳光灿烂的佛罗利达州和加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在夏天回普鲁文斯镇度假。即使如此，普鲁文斯镇 60％以上的居民是同性恋者。
如果说我推荐的那几本书从思想上打开了田麦的眼界，那么普鲁文斯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