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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婚前还是婚后感染上的，对我已不重要了。我是下地狱的。我相信上帝，不是为了死后上天堂或害怕下地狱。我担心别人和我远在中国的家人如果知道了我是得艾滋病而死，我的名声完了也就算了，反正死了什么也不知道，可是我母亲。我还眷恋生命，我还有很多人生享受还没尝过呢。”
李之白无法想像如果他母亲知道了他患艾滋病会有多大的打击，甚至很可能对她老人家是致命的。我理解他的这种担忧。华人很要面子，得艾滋病意味着负面的名声。我劝他，对家人和外界完全没必要说是患艾滋病，可以说是肺癌什么的。
李之白听了，心里好受了些。他说，既使这样，虽保住了面子，但内心打击是无法逃脱的。他的眼泪再次涌出来。他真正痛苦是因为眷恋生命，这种心理决定了他对死亡的恐惧。体格健壮的人，会感到有生命活力，让人感到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是可能的，好像永远有明天。骤然成为不治之症患者，未来便明确地变成了一个在不远处无情靠近自己的深渊。心态遭受如此巨变，人一生中恐怕不会经历比这再大的精神冲击。从临床心理学上讲，不治之症患者的第一关，就是无法接受现实的残酷。我需要打消李之白对生命的眷恋，这太难了。我注视着李之白的眼睛，那似乎是两颗玻璃球，透过它们，我看到他的痛苦以及迷惑。他是一个巨大的朦朦胧胧的谜，等待着我去解答，去倾听。他两手抓住坐椅扶手，紧紧抿住嘴唇，好像也在等待，等待宣泄的闸门打开。
我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北瑞今天我可能会很晚回去。我吃了点巧克力糖充饥。李之白说他不想吃。为了让他全神贯注，我把他叫到一张躺椅上躺下来，请他把眼睛闭起来。这样，他不面对我，不注视我。我把所有的窗帘拉下来，把灯都关了，房间里一下子全都黑了，唯有收音机音响上的电源灯光闪烁着，像是天外来星的秘密信号。
他说：“我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你能尽量安排我跟你见面，我需要一个人倾听我，解除或释放一下我内心的痛苦。”
“你的妻子呢？”
“她已离开了我。”
“我会和秘书说，安排你每次在最后一个约诊，这样在时间上我们可放心地谈。”
“非常感谢你。”
他的声音里掠过一丝宽慰，但很快被悲哀淹没了。他寻找着恰当字句，开始给我讲他的经历。他那苦不堪言漠然的语调，仿佛是在谈论一个与他不相关的故事，里面有一种透明，他无法穿透。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插半句话。
他痛苦的叙述让我大吃一惊：他是个同性恋者！一个不公开的已婚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这些年里，交结了无数同性恋者，而且有过两位要好的恋人。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注视着他。在黑暗里，我看不清楚他的面容。他的身影有一种色彩像灵柩。眼前的他不再是一位教授，而是一位幻影的拥有者，一个魔鬼的替身，只不过是具有正常人的名字和形象。他的叙述，分明有不可抗拒的恐惧，存在死亡的回音里。
李之白和我聊了大概2 个多小时。我目送着他走出诊所，心里仍满怀诧异。我再次端坐在办公室，如端坐在时间的另一边，并不急于回家。想着李之白刚才对我叙述的点点滴滴，我好像在琢磨一个刚出土的斑驳陆离满身锈迹的商朝铜器，它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等待着我大费周折地研究，去清理。然而，我很清楚，我最多能做的不过是将它的历史弄明白，好让别人学到一些东西；而对它的本身，我无能为力，没法把它还原成古代艺术珍品。
以后我们陆续谈了9 次。他病情恶化而住院，约诊便停了下来。他去世前一个礼拜，拒绝任何药物治疗。他的主治医生给我打电话，说李之白一定要见我。
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这样年轻有为的教授即将离世，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叹。不过自从干上心理医生这一行，最令我感叹的到不是死亡而是人的精神彻底崩溃。死亡一了百了，而死前的精神彻底崩溃则让人活受罪。我常想，如果有一种精神伟哥就好了。对于那些正走向死亡的人，让他们临终前吃上一颗精神伟哥，快快乐乐，无所畏惧地走完人生最后一刻，那该多么好。李之白形如槁木，犹如生命已受到威胁的袋鼠蜷曲睡在白色的病床上。见到我，他很平静，说话还很清楚，只是很吃力，不断地咳嗽。他身边不远处，坐着一位中国女人。他向我介绍那是他妻子田麦。我颇感意外地和她打招呼，因为李之白告诉过我，田麦已离开了他。
“你就是之白的心理医生吧？谢谢你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温暖和帮助。之白刚才跟我说了。我希望以后我也能跟你聊聊。”田麦愁眉苦脸地走过来向我握手。我把自己的名片给了她。她异常痛苦，建议我给李之白做最后一次心理治疗。她说这是李之白所希望的，让他在安慰和平静中离开这个他眷恋的世界。
在他的医生和李之白本人同意下，我决定给李之白做催眠。所有的人离开了病房。我把屋里其他的灯都关了，只留下一盏他头顶天花板上的灯。我叫他尽力凝视那盏灯。数分钟后，我用极其单调的声音缓慢地不断地在他耳边重复：“之白，你已很疲倦了你已睁不开眼了你不再担忧，全身已放松。你睡了，睡了，睡了。”
李之白在被催眠状态中，停止了咳嗽。我问他：“之白，你还有什么想告诉我？还有什么能使我更好地理解你？”
在我的提问暗示下，他的回答就像伤人的炸弹，我内心被炸得翻滚。我感到人的脆弱和言行的荒唐。我并不完全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我感到痛疼，看到了人类多重的面具。如果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毫无顾忌地告诉我们其秘密，太恶心和可怕了。或许，美国文化里强调隐私，正是有这一层的意义。与其说尊重人的隐私，不如说人需要一个在公众场合的面具，哪怕这个面具并不真实，但不恶心，让我们舒畅。人都有好奇的心理，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别人太多的隐私，我们恐怕也就没有勇气和别人相处，至少我情愿待在深山老林里，与世隔绝。
李之白的叙述像一场断断续续的悲情电影在我脑海里闪动，让我无言哀伤。他一动不动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就像一个断了翅膀的垂死的大鸟，已精疲力竭，满身是伤，羽毛脱落，等待着上帝接他回家。我伤心看着他渐渐虚弱。他把想告诉我的都说完了之后，强作欢颜地向我露出一笑。可是，那笑容如此费劲。我眼睛湿润，但我竭力控制自己。我不想让他受我的情绪影响。他实在太年轻了，却将要这样与这个世界告别！不过，我想他此时此刻宁愿去见上帝。艾滋病把他折磨得太痛苦了，离去是解脱。
我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他的两只手。我安慰了他几句。他嘴唇嚅动了一下。从他的口型，我猜不出他说什么。我只好出去把田麦叫进来。田麦走进来看着他，眼泪像止不住的水哗哗地掉下来七零八落，但她没说一句话，也没有走向前和李之白亲热或安慰。她满脸悲哀，一直沉默着。李之白嘴唇又嚅动不停，好像既对我说又对田麦说话。最后，田麦实在控制不住，有气无力地感到鼻孔和喉咙的粘膜隐隐发痒作痛，仿佛自己也奄奄一息了。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李之白，你为什么会同性恋？为什么？为什么？”
我向前抱住她，“这种时候，你问他这问题已没任何意义了，太晚了。让他静一会儿吧。”然后把她扶出病房。
李之白出生在天津塘沽区一个军人家庭里，排行最小，老三。他７岁时，父亲在空战演习事故中去世。这对他打击很大，被别的小孩讥笑为“没爹的孩子”，为此他不愿出家门。他有两个姐姐，对他很疼爱，对其影响很大。晚上和周末，他都是和母亲以及姐姐们一起度过的，玩的游戏也多半是女孩子的，踢毽子，跳绳，扮家家。
母亲为了省钱，常常把姐姐们不穿了的旧衣鞋给他穿。他上小学一年级，有一次穿着二姐的旧鞋上学去，被大伙儿嘲弄了一番。虽然心里别扭，但他体谅母亲的艰辛，从来不把这种事情告诉母亲。
老是和母亲姐姐们一起，不自不觉，他走路说话的姿势和表情都有点像女孩。幼小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直到他被旁人议论。有一天他的小学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在早操时批评他：“瞧你走路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