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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凶⒆�3。5亿港币，获得该行92。5％股份，从而避免了香港金融市场的动荡。
收购嘉华令中信在香港知名度大幅攀升。一年后，中信香港以19。36亿港元收购港股上市公司国泰航空12。5％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国泰航空1986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几乎垄断香港航空业市场。一时间，港人感慨“荣毅仁收购了香港”。
实际上，这是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的手笔。不过，“荣公子”在香港刚出道不久，名声自然没有其父之大。而正是这年，荣毅仁被美国《财富》杂志列入世界前50名企业家名单，名声大振，俨然成为中信公司在国际上的“形象代言人”。中信在香港的频繁收购被认为是“荣老板”出手，久而久之，竟成“既成事实”，流传至今，演化为关于荣氏父子的一段佳话。
荣毅仁坐镇北京，荣智健在香港操刀，在中信香港这个平台上做得风生水起，俨然将香港当做建功立业之地。而此时，中信在澳大利亚建造的波特兰铝厂和在加拿大开办的纸浆厂也运转起来。
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势必需要对组织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1987年2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成立中信企业集团，并授权中信在一定条件下拥有重大项目的审批权。考虑到当时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便不难想象这对中信是多么大的支持，更可见对其寄予厚望。
荣毅仁深知中信之责任，他常告诫属下：“大家知道我们公司是邓小平、叶剑英、王震支持搞起来的，可谓‘牌子’很硬，但我们从未用邓小平的名义去要过什么。我要的是政策，不用事事请示国务院。”
中信成为企业集团之后，已然拥有重大项目审批权，荣毅仁也算得偿所愿，接下来考虑的是，在这种“特权”之下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无疑，现期远未达到荣毅仁心目中的“顶点”。
“一号资本家”的光环
198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新华社发自香港的消息，标题是《为亚洲通讯卫星项目中信公司筹得国际银团贷款》。消息大意是：中信集团发行5000万美元贷款，与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和记黄埔集团合资经营“亚洲一号”通讯卫星，计划于1990年4月由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这颗美国制造的通讯卫星发射升空。届时，中信将成为亚洲地区首家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运营的公司。
自1987年组建企业集团，两年来中信生意并不好，几乎可谓经营惨淡。1989年，中信成立10周年，如果有什么好消息的话，恐怕就属“亚洲一号”项目了。为此，邓小平还特别点名表扬。马克锋著：《荣氏家族》，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
若将视野放得稍远一些，便不难发现，1989年后的三年，受西方经济制裁影响，中信集团进入“沉寂期”。唯中信香港，因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得以不受约束，趁此时机，荣智健接连收购香港电讯、恒昌企业等上市公司，并促成中信泰富借壳上市。不过，这显然已是另一段故事。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将中信眼前的阴霾一扫而光，前景开始变得明朗，市场逐步活跃起来。此后，中信进入“快车道”，美、日等国解除疑虑，纷纷伸出“橄榄枝”。1993年，中信集团在美国发行扬基债券扬基债券是美国以外的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和国际组织在美国市场发行的、以美元为计值货币的债券。“扬基”一词英文为“Yankee”，意为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佬”）。由于在美国发行和交易的外国债券都是同“美国佬”打交道，故名“扬基债券”。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美国市场发行的第一笔债券。
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荣毅仁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认为：“无论是国家制度上，还是国家惯例上，我都不适宜在中信工作了。”随后在举行的中信第十一届董事会上，荣毅仁辞任董事长一职，与亲手创立并相伴14年的中信挥手作别。
荣毅仁并非共产党员，更兼一层“红色资本家”身份，当选国家副主席无疑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德国《柏林日报》评论道：“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百万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向国内外，特别是向数百万华侨表明了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而日本《东京新闻》则认为：“这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希望改善关系的强烈信号。”
荣毅仁在国际舞台上走动，言行举止格外引人瞩目，几乎给每位交往过的海外名流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已故企业家、东急集团元老五岛升称：“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就认定此人不同凡响，心中很是敬仰。”在遗作《我的履历》中，他这样写道：“在中国问题上，给我以力量的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先生。他能力超群，是开放政策的实践者……有时日本经济界人士问我：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我就告诉他们：与日本的东急一样。”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荣毅仁尤其敬重，荣毅仁也视其为知己，几乎每次到纽约，只要基辛格有时间都会前去拜访，甚至成了“博士家中的常客”。有一次，两人聊天直至半夜，方尽兴而散。1986年，基辛格应外交部之邀访华，荣毅仁在自家设宴款待，基辛格对“荣家菜”赞不绝口。基辛格对荣毅仁评价极高，称赞他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而将苏联改革不利的部分原因归为“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像荣毅仁的企业家”。
其实，何止苏联，就连中国也找不到第二个“像荣毅仁的企业家”。2005年，荣毅仁在病痛中结束了89年的生命，世上从此再无“荣毅仁”，而荣氏家族的故事远未结束……
第七章 发轫
引言
1999年，一位名叫胡润的英国青年向多家世界级刊物发送了一份中国富豪榜，美国《福布斯》杂志最终选用并以英文形式刊发。在这份“中国50富豪榜”中，荣毅仁家族赫然列于首位。
胡润并未标明具体的财富数值，还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列入荣家资产，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的固有印象。荣毅仁辞职6年后，还与中信画上等号，可见其影响之大。
不过，倘若胡润了解中国国情，或者再仔细一些，恐怕不难发现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才是这个百年家族的“进账大王”。事实上，从1980年开始，荣智健便在生意场上厮杀，颇有其祖风范。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之后功成身退，中信集团由更为年轻的王军一代执掌，而荣智健则以中信泰富为舞台，延续着家族财富传奇。三年之后的2002年，荣智健第一次登顶中国首富。
自荣熙泰以降，荣智健已是荣家第四代，“富不过三”的禁忌如何打破？不如从荣智健去香港的那天讲起。
香港在召唤
1978年2月的一天，在北京电子研究所工作的荣智健偶然听到父亲荣毅仁当选政协副主席的消息，已在了无生气的岗位上工作5年的他灵光乍现，这一刻，他似乎意识到命运转机。
荣智健早已成家，妻子是当年“汗衫大王”任士刚任士刚，1896年生于上海，家资颇丰，教育优良；1924年与4名同学集资创办“五和”针织厂，生产“鹅牌”汗衫，在“抵制洋货”中走俏上海并风靡全国；此后注册相继“银鹅”、“天鹅”等一系列“鹅”字头商标，世人称之“汗衫大王”。的孙女任顺弥。两人婚后生有一双儿女，长子荣明杰当时刚满10岁，女儿荣明方6岁，而荣智健到了人生第三个本命年。这个年龄，这种家况，已是人们常说的中年，但荣智健天性中的不安分被时代风气激荡开来，开始思索人生的方向。
作为天津大学电机系毕业的高材生，荣智健完全可以应付机电研究所的工作，但坦白说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在荣智健看来，自己并不适合进行科学研究，虽然谈不上排斥，至少在心理上认为那很难做出成绩，与其白白浪费时间，不如出去见见世面，创立自己的事业。
然而，到哪里去呢？举目四望，似乎没有什么地方比香港更具吸引力。“弹丸之地”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技术与资本，风气开放，意识前卫，市场活跃，简直就是创业者的理想天堂。
而且，荣氏一族在香港人多势众，实力不容小觑。1948年前后大批族人迁至港岛，或重新创业，或经营旧业。数十年来，这些人扎根香港，俨然成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