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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仓促拍卖本已蹊跷，勾结日商更添悬疑，激发激烈声讨、抵抗，此事上升到保卫民族产业的高度。
拍卖当晚，申七职工拆除汇丰封条，将机器全部拆除，并备好水龙头等“武器”，准备冲击前来交割的日本人。两天后，申七召开职工会议，成立纠察队以维护工厂秩序，联络报关、团体，表示“厂存与存，厂亡与亡，不惜任何牺牲”。各界闻风而动，掀起声势浩大的舆论谴责。
汇丰拍卖申七，本为弥补亏空，同时对借贷者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与日商并无过深关联。眼见拍卖事件不断升级，国民政府甚至都出来干涉，汇丰自然不会为“捡一个芝麻而丢掉西瓜”，索性做个顺水人情，也为自己留条后路，宣布拍卖无效，将申七还款日期延至1940年年底，年息降为7厘。
宋子文：“申新这样困难，你就不用管了。”
拍卖风波过后，申新并未真正走出危机，反而因为生产困难，陷入极端危险的倒挂境地。
1935年春，荣宗敬将亏空巨大的申新二、五厂“暂行停工”，4000多名工人失业。有职工写信给陈光甫，描绘惨淡光景，“职工流离颠沛，抛妻鬻子，忍饥挨饿，以度此困苦岁月者，姑无论矣。而忍令此每厂六七百万资金所置之生产设备搁置不用，坐视其腐蚀锈坏，未免太觉暴殄天物”。趁申新危难之机，英、日纱厂“加工赶造”，大肆倾销，“以夺我厚利，而我中华民族仅有此区区之纺织工业，竟任其日趋沦亡”。申二、五厂职工呼吁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复工，恢复生产。棉统会与财政部责成荣氏兄弟增加资本，尽早开工，否则将对两厂进行拍卖。荣氏兄弟再次陷于被动。
由于棉花减产，洋纱倾销，“棉贵纱贱”程度不断加深，不但申二、申五复工无望，其余各厂相继告危。荣氏进退维谷——多出一件纱，多亏一成，若不生产，恐永无开工之日。眼看到期债务无以偿还，兄弟二人只能奔走各方，请求宽限。所谓“病重乱投医”，荣宗敬甚至向刚刚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求援。
宋子文并非善类，国民政府当中，觊觎荣氏家业者众，当中亦有宋氏。早先实业部部长陈公博碰了钉子，却并未扑灭宋的收纳之心。宋子文其实早就开始谋划将申新纳入怀中，但他比陈公博更擅隐藏，更懂得拿捏分寸和捉摸人心，所以才能赢得荣宗敬的青睐。
1935年6月，荣宗敬致电宋子文，请求约定时间、地点，商谈复工。他在信中言辞恳切地说，“一、二、五、八厂与上、中两行及永车庄往来，长此停工，双方均有损失”，恳求予以研究，早日复工。
宋子文不动声色，既不爽快答应，也不明确拒绝，只是看着荣宗敬每日到中国银行苦苦哀叹。等荣宗敬显露倦意，他便放出风声，表示“援助”之意。一天，宋子文终于同意与荣宗敬面谈，荣氏大感欣慰，兴致高昂地到中国银行赴约，不料却听到宋子文这样规劝：“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责。”既然开口，宋子文便将计划和盘托出。
按照宋氏意思，申新全部由他掌管，然后发行公债偿还旧债。他事先事无巨细地将公债分为五等： 营运借款为一等，不动产抵押其次，钱庄无抵押借款居三等，第四等是个人储蓄存款，荣氏及其他股东存款为末。以上债务，按照等级依次偿还，银行可将利息从1分降至5厘。宋子文胸有成竹，甚至当面向荣宗敬表态，将任命中国银行高管霍宝树为申新总经理。
看着宋子文飞扬跋扈的神态，荣宗敬顿感失望，之前建立的希望瞬间破灭。若说陈公博假公济私，那么宋子文则是公开掠夺，荣宗敬呆立许久，说不出话来，碍于宋氏权势，不敢当面拒绝，推脱回来和荣德生计议，便写信给宋子文： “一、三、四、八等厂，因系股份公司，未经适当手续，似难一时独断。其余各厂系弟个人事业，并无股东关系，自宜酌听尊裁，不敢多持成见。”
对于宋子文的计划，荣氏一族断难容忍。荣伟仁在给姐夫李国伟的信中表达担忧：“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致前功尽弃。事关股东血本，生死问题，非努力理争不可。”荣宗敬致信宋子文，婉转拒绝。
宋子文并不放弃，找到陈光甫详谈，希望他站在自己这边。陈光甫心中不悦，不好当面决绝，谎称回去商议，便匆匆告别。
回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与李芸侯分析，认为替宋子文做恶人，不仅在声誉上受损，每年还要亏损，“不能接受”。陈光甫于是对李芸侯说：“我没有办法反对宋子文，你负业务上的责任。明天宋子文在他家开会，你代我出席应付，他问起我，说我有病好了。”
次日下午，李芸侯与浙江兴业银行涂新六、中国银行霍宝树等人到宋家开会。席间，宋子文谈及申新一事，询问在座意见，李芸侯直接回绝。宋子文抬出陈光甫，李芸侯说：“这笔款子是我放的，所以归我负责。照这办法，我行肯定要亏本，还望宋部长大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宋子文又以中国银行同意为由，继续施压，被李芸侯轻易化解：“或者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给申新款项转给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发行银行，问题不大。”宋子文脸色大变：“这样就不能再谈下去了。”
与此同时，申新各厂奋起反抗。无锡申新三厂股东发表联合声明称，申三股权独立，不包括在“申新系”之内，并言之凿凿地指出，上海申新各厂欠申三400万余元，申三当为申新债权人。其旨在扰乱局面，让宋子文知难而退。此外，为防备宋子文节外生枝，再出招数，申三股东重金聘请知名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捍卫工厂权益。一时之间，宋子文不敢轻举妄动。
僵持到1936年秋天，局势突然扭转。各地棉花丰收，供应充足，收购价直线下跌；另一方面，消费市场渐趋活跃，棉纱、布价格开始上扬。持续4年之久的“棉贵纱贱”困境随之消解。
市场反映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申新各厂境况好转，申二、申五复工。期间，荣德生在无锡主持公益铁厂，自造机器，日产新式织布机8台，性能不差于日本、英国机器，成本却便宜一半。自产机器在申新各厂普及，渐次恢复繁忙景象。宋子文再未提及接管申新一事。
进入1937年，全国风调雨顺，申新各厂赢利日增，福新、茂新面粉产销两旺，三新财团呈现久违的兴旺之象。
正月十六，荣德生62岁生日，荣宗敬奔赴无锡，与荣德生庆生，并计议企业未来。兄弟互通消息，认为虽债务沉重，但前景看好，正应增加纱锭、添置机器、扩建新厂，力图更大发展。二人勾画企业未来宏图，言谈间，不觉已到三更，仍意犹未尽。然而，数月之后，卢沟桥的炮火将一切美好想象摧毁。
国破山河在，历经劫难的荣氏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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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宗敬之死
在战火蔓延至上海之前，政商两界已作好最坏打算：为避免重大损失，内迁看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资源委员会关于拆迁沿海工厂的提案，这意味着企业内迁提上日程。11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开始动员上海工厂、企业，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放眼上海滩，一派忙乱景象，在政府规劝下，部分企业拆厂迁移，辗转内地。这些企业多属小厂，员工少、设备简单，纵然转移厂址，也不会动摇根基，花费也不多。而对于上规模的企业则另当别论，盘根错节的供求关系暂且不论，仅拆卸、装运数量庞大的机械设备就是一笔不菲费用，转移之后能否招到工人、站稳脚跟、打开市场，均是未知数。因此，大企业反而不急搬迁，也许是在作最后的决断，也许是在寻找第二种选择，总之，极少者付诸行动。
以规模而论，荣氏三新财团毫无疑问属于大企业集团，荣氏兄弟同样为搬迁问题而费心思量。
单以面粉厂、纺织厂计算，荣氏旗下就有21家工厂，其中14家位于上海，占2/3份额。此外，4家位于无锡，其余3家分布在汉口、济南两地。可见，上海、无锡是荣氏企业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如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