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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规模扩张，增强竞争力。
一方面，收购比直接建厂成本低、效率高、时效快；另一方面，工厂亏损，业主无心恋战，只愿早日脱手即可，价格并不敏感。最重要的是，有三新总公司统一调拨，即便瞬间增添数厂，人力、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都不会捉襟见肘，恰好发挥总公司的集约优势。
随后，荣氏展开眼花缭乱的收购。
1925年4月，荣宗敬以65万元的价格将破产抵押的德大纱厂盘下，改为申新五厂；两个月后，租用常州纱厂，改名申新六厂。1929年1月，荣家以170万两收购挂牌标售的英商东方纱厂，为申新七厂；同年，荣氏在申新一厂旁建造两层厂房，为申新八厂。1931年，收购三新纱厂，为申新九厂。
三新纱厂原是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曾遭火灾，经“红顶商人”盛宣怀筹资修葺完善，在上海棉纱界名盛一时，盛宣怀失势后，该厂经营不善随即没落，最终抵押给汇丰银行。三新纱厂占地一百多亩，价值二百多万两，其厂房、机器众多，由于地皮贵、拆迁难，一直无人问津。
时间拖得越久，对三新纱厂越不利。一天，银行代表找到荣宗敬，开价40万两，劝其收购，首付5万即可。荣氏资金全部投入实业，连5万两现钱都无，遂向开钱庄的亲家孙直斋贷款，拿下三新纱厂。不久，厚生纱厂低价转让，荣宗敬故伎重施，贷款将其盘下，代替租办的常州纱厂，是为申新六厂。
用他人钱财办自己之事向来是荣氏所长，此番收购更将“借鸡生蛋”发挥到极致。麾下纱厂之众，与创业时不可同日而语，相比之下，振新纱厂在荣瑞馨等人手中日渐式微。收购三新之后，黄裳黄裳，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文史专家、收藏家。到无锡采访荣德生，目睹“申新系”之繁盛状况，在采访后记中感喟道：“申新已经有了九厂，振新却还是振新，寂寞地困在了无锡。”
盛极而衰
从1925年到1931年的6年，正是棉纱业低谷徘徊时期，“申新系”却迅速壮大，新增5厂，扩展为9家，纱锭达到52．15万枚，布机5000多台，冠绝国内。而这5家新厂，几乎全部贷款收购。
荣宗敬尝言：“茂新、福新、申新各厂得力于： 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企业盈余几乎全部滚动投入，现金预留极少，当收购机会出现，必是举债进行，于是在荣氏企业规模日益壮大之时，债务越发沉重。1931年年底，三新总公司负债4000万元，坊间开始传出“自不量力”、“贪多难化”的指责声。
1932年4月18日，全国工商管理协会举行聚餐会，荣宗敬对外披露心迹，将巨亏原因归结为三点：第一，税赋沉重、成本抬高；第二，日、英产品倾销，造成市场压力；第三，工厂管理有失科学。
荣宗敬所言不虚。事实上，这三条也是棉纱业乃至整个民族工商业处境的写照。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厘金税，按照“一物一税”原则征收特税，即同一商品缴税一次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其他税务，如有重复，甚至可申请退税。1931年元月，统税署成立，对面粉、棉纱、水泥、卷烟等行业开征特税，并废除厘金税，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等各类苛捐杂税。
税务改革的出发点是堵死地方军阀财源，将征税权收归中央政府，充实国库。同时，为获得工商界认可，官员们打出“振兴工商”、“扶持实业”等口号，荣宗敬对此拍手称快，认为这将极大减轻企业负担。
然而，荣宗敬很快发现，负担非但不曾减轻，反而愈发沉重。实行一物一税制度后，每袋面粉征税一角，面粉袋另外征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棉纱界，各地巧立名目，加税现象层出不穷，仅1931年一年时间，申新就被强行抽税1500多万元。
荣宗敬大失所望，写信向民国政府反映，请求体恤工商业，给予减免，言辞切切。不曾想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竟破口大骂：“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而另一头，日商发动倾销战，华商纱厂被迫应战，生死悬于一线，根本无暇顾及生产。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迅速蔓延为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严冬。为转嫁危机，美、日、英等国加大出口，纷纷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上海口岸每日车水马龙，外国棉纱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入。
洋纱倾销加剧“棉贵纱贱”，民族纺织业大受摧残。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申新“人钟”纱，每件成本218。33元，市场价只有204元，每件亏损14。33元。棉纱业陷入“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的恶性循环。
时局动荡，流年不利。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市场沦陷。1932年，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上海工商业遭受重创，其中申新7家工厂被炸，棉纱产能迅速下降。
向来不愿动笔的荣宗敬记下此间的抑郁心情：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多，越无销路，乃至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在1932年的聚餐会上，荣宗敬似乎在无意间“遗漏”了“举债办厂”这一扩张模式，而那才是造成巨额亏损的本因。外在环境不过是加重了财务压力，让本已高度紧绷的资金链越发脆弱、紧张。
也许荣宗敬在内心仍保有一丝幻想，企图以“举债办厂”翻盘，毕竟他对这一模式充满信心。
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 为何银行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贷供荣氏扩张，甚至在其曝出巨额负债时，仍有银行暗中放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非但不收回贷款，还继续借钱给三新公司供其发放工资。
在常规情况下，债权人处于强势地位，债务人逢迎讨好才可能成功借债；此案恰相反，荣氏占据主导地位，银行界反而忍气吞声。更令人惊奇的是，荣宗敬似乎对此习以为常，他曾对一位金融界人士说： “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其强硬姿态可见一斑。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或许是钱庄经历使然，荣宗敬热衷投资银行，使其作为股东得以支配更大规模资金。荣宗敬以个人名义至少投资了7家钱庄、2家银行和1家保险公司，以公司名义投资了3家银行，如上海正大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通过不断增持，荣宗敬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
如此之多的投资，使荣宗敬轻而易举晋身中国银行董事行列。有一次，荣宗敬毫不避讳地对身边人解释：“他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还早呢，我搭上1万股，就可以用上他们10万、20万的资金。”
荣氏规模之大，涉水之深，关联之广，似乎已将银行“绑架”，一道卷入“滚雪球”游戏。
长久以来，荣氏一直依靠外债扩张，对外形成惯性和依赖，倘若资金供应不及，或遇到经营困难，牵一发而动全身。若荣氏破产，银行贷款有去无回，工人失业、产业失衡、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必随之出现。
不幸的是，“亏损雪球”越滚越大，到1934年，连续巨亏第四个年头时，危险降临了。
1934：申新搁浅
上海的春天总是来得格外早，这一年与往常并无二致。浮云苍苍、尘世茫茫，空气中满是潮湿气味，白虹、周璇那艳丽、暧昧的嗓音在街巷飘荡，将两年前的战争伤痛抹平，不留痕迹。
商业城市的自我修复能力就是这样令人惊叹，如潮的人流滚滚向前，转瞬间，一切旧物抛诸脑后，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纸醉金迷乃是常态，十里洋场更添热闹。然而，棉纱大王荣宗敬却整日愁眉苦脸——申新财务日益恶化，日子越发艰难了。
被损工厂复工遥遥无期，每隔几天，从无锡、汉口等地便传来停工、歇业消息，举债收购的工厂变成深不见底的黑洞，一刻不停地吞噬着现金流，荣氏不得不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贷发放工资。但是，在1934年春天，这两家银行突然终止向申新放贷，其他有业务往来的16家钱庄预感大事不妙，纷纷表示不再借钱给申新，风声日紧，人心惶惶，登门索债者络绎不绝。
此时，荣宗敬面对的申新债务高达6375。9万元，而申新全部资产不过689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