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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都是在一定标准范围内实报实销，现在改成了“包干制”，每人每天六十美元，机票和酒店费用都由公司直接付给一家长期合作的旅行社来代理，而其他一切费用就都包在这每天六十美元里面，花多花少就全看个人是否“聪明”了。离机场一英里以外的停车场，要比机场里哪怕是最便宜的经济型停车区都可以每天节省三美元，邓汶不会不在乎这每天三美元，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他这些年的日子都是这么过来的，他觉得自己这样做正是典型的中国人的聪明。他想，中国人的节省，是从自己身上省下来的，所以叫勤俭；而犹太人的节省，是从别人身上省下来的，所以叫吝啬，看来这就是中国式聪明与犹太式聪明所不同之处吧。
邓汶没有需要托运的行李，很快便在自助终端前面办好了登机手续，然后随着人流缓慢地通过了安检，拖着拉杆箱和电脑包沿着走廊走了一阵才走到自己的登机口。邓汶到得早，登机口附近的几排皮椅上只坐了十几个人，看样子都是商务旅客，没有拖儿带女的。这些乘客大多人手一册地都在看书，只有几个人例外，他们在摆弄着手里的PDA或是笔记本电脑，察看自己的日程或是收发电子邮件，邓汶想了想是否也该把自己的Blackberry掏出来查查有没有新邮件，但还是决定让自己休息一下，便走到离落地窗最近的一排皮椅前，挑了个皮面还算平整的位子坐了下来。
邓汶把双腿伸直，双脚放在落地窗矮矮的底座上，两臂张开，搭在旁边的皮椅靠背上，懒洋洋地望着窗外，感觉很惬意。才六点多，天还没有大亮，停机坪主要还是靠灯光照明，一辆电瓶车拖着长长的行李车开到停靠在廊桥位置的飞机旁边，无论寒暑都习惯穿短裤的搬运工开始往飞机底部的货舱里装行李，这景象让邓汶感到很熟悉，甚至有些亲切，这几年在美国飞来飞去，罗根机场快赶上他的半个家了。忽然，邓汶意识到，在罗根机场的几个航站楼中，除了他眼下所在的B楼之外，他对A航站楼以及日后将合二为一的C、D两个小航站楼也都很熟悉，而惟有那个主要用于国际航线的E航站楼他还从来没去过。波士顿，这座他已经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居然是他这个中国人有生以来住得最久的地方。
一架刚降落的飞机缓缓停靠在旁边的一个廊桥，稍后一群乘客从登机口鱼贯而出，邓汶仿佛在人群里看到了十多年前初到波士顿时的自己。那是在盛夏8月里的一天，邓汶刚从北京的大学毕业，便到美国读硕士，护照上贴着的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美国签证倒比他刚到手的本科文凭更让他兴奋，邓汶攥着护照，怀里贴身揣着伍千美元，搭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到底特律，再转机到了波士顿。一年以后，廖晓萍也来了，两个人“夫妻双双把书念”，念完硕士念博士，念完博士就留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做助手，给导师当“长工”，可是没多久，导师搞不到新项目，没有足够的课题经费，养不起“长工”了，邓汶和廖晓萍便出来找工作，他俩运气不错，邓汶先找到了目前所在的这家公司，如今也算是个骨干和头目了，负责软件开发和测试工程，廖晓萍不久也有了工作，在一家网络公司做技术支持，两人苦熬多年总算拿到了美国的绿卡，家中惟一的美国公民是五岁的女儿。
邓汶一直没回过中国，也没去过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曾经有几次打算去墨西哥或者加拿大旅旅游、度度假，精打细算之后邓汶还是决定暂缓，等先把房子的按揭还清再说吧，反正那些名胜过几年也不会消失，以后再去不迟。可是，就在现在，当邓汶坐在登机口旁的皮椅上，看着窗外跑道上飞机的起降，他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就像十多年前他迫不及待地要走出中国一样，现在的他又迫不及待地想走出美国了。
登机了，邓汶事先特意选的靠窗的座位，他把头抵在舷窗旁边，闭上眼睛，希望能睡上一会儿，却发现脑子里乱乱的，他在想如果这个航班的目的地不是拉斯维加斯而是北京该有多好。等飞机进入平飞状态之后，机舱里的乘务员开始忙活了，邓汶斜着眼睛看着她们在机舱走道上来回穿梭，心想，为什么美国的空姐都这么老呢？最年轻的也是空嫂，一般是“空婶”甚至还有“空奶”。邓汶忽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因为他想起来，其实他从来都没有亲眼看见过中国的空姐，他平生头一次坐飞机就是从北京到底特律的那次，见到的就都是美国的空姐，中国空姐年轻漂亮的形象对于他而言只是二维平面的想象而已。
一位空嫂手里拿一支耳机冲乘客挥动着，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放着很多支耳机，她沿着走道边走边问：“五美元，有谁需要吗？”邓汶心想，现在航空公司的日子也真不好过啊，以前每个乘客面前的座椅口袋里都放着免费使用的耳机，如今要想一饱耳福还得花五美元才行，邓汶是不会花这种可花可不花的钱的，哪怕只是五美元。
空嫂、空婶们送了一趟饮料之后，邓汶刚想再试着睡会儿，又有人来打扰了。这次是来送餐食的，当年免费的空中配餐，即使味同嚼蜡，也已经是久远的过去了。在买机票的时候可以选择是否也买航班上的餐食，但既然是公司经手买的机票，这一项自然就省了。一位空嫂捧着一摞彩色的小餐盒，按照座位号分别送到了事先预订的乘客面前，另一位空嫂手里托着一个同样的彩色小餐盒作为样品，又是一路问着：“五美元，有谁需要吗？”邓汶下意识地按了一下肚子，感觉尚不空虚，便下决心再忍一阵，因为他相信同样的东西到了八千米的高空一定要比在地面的时候贵一些，还是等到拉斯维加斯下了飞机再说吧。
邓汶的邻座看来事先定了餐食，因为一个小餐盒被空嫂主动地放到了他面前的小桌板上，邓汶忽然想问一声邻座是在哪家公司高就的，起码那家公司在这五美元上还是相当大方的，但看着那人已经打开小餐盒，取出一包花生吃了起来，他的好奇心只好作罢。邓汶这次下决心闭紧眼睛，与其旁观邻座吃早餐，不如自己努力做个黄粱梦，他在闭眼之前抬手看了眼表，快九点了，拉斯维加斯的时间应该是快六点了，邓汶忽然又想到，北京呢？时差是多少来着？十三个小时？现在应该是晚上，快十点了吧？
* * *
北京的东北角，四环路和五环路之间，机场高速路的西北侧，是一片广大而日渐稠密的住宅区，用“小区”这个词来称呼恐怕太委屈它了，倒是其中一个小区的名字挺适合作为这片区域的总称：望京新城。
琳达租住的房子就在望京，是一幢塔楼里面的一套两居室。琳达大学毕业以后独自北上，在北京已经呆了五年多，凭她以往的积蓄和目前的收入，在北京置办一套不太夸张的房子应该不在话下，但琳达一直租房子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因为她在北京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归属感，她不知道哪一天可能就会离开，可能东进、可能西游也可能南飞。她是否会在北京长期呆下去，以及假若她离开北京又会去哪里，这两个问题都取决于她一直在寻找的一样东西：男人，可以把自己托付给他的男人。可惜的是琳达至今还没有得到这样东西，她倒是得到了一个结论：原来男人都不是东西。
在花家地有一所中医针灸骨伤医院，早先有一些韩国人来学针灸，以此为源头，这几年陆续前来此地的韩国人越来越多，成了气候，造出了一片“小汉城”。琳达的几户邻居都是韩国人，房子大多也是租的而有的就干脆买了下来。琳达很喜欢这片韩国化的环境，让她这个“哈韩”族如鱼得水，不用找韩国画报，照着她的几位邻居的样式就从头到脚、里里外外地韩式包装了。
墙上的石英钟刚指向十点，俞威便像松开的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来，开始穿衣服。琳达用胳膊撑起身子，半躺在床上，嘲讽地说：“哟，下班真准时呀，急着赶回家上夜班呀？”
俞威没有回头看琳达，只是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扯淡！”
琳达无可奈何，用手把被子往身上拢了拢，盖得严一些。4月初的北京，暖气在半个多月前就准时停了，房间里干冷干冷的。墙上的壁挂式空调还盖着罩子，房东当初安装的只是供夏天用的单冷机，而琳达也不愿意自己添置什么取暖设备，这套房子里惟一属于她的固定资产就是一台DVD机，是她为了夜以继日看“韩剧”而专门购置的。
俞威一边穿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