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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时间之旅
在我们即将开始一段令人兴奋的旅程，进入新的时间区域之际，你的导游——菲利普·津巴多和约翰·博伊德将告诉你一些旅行背景，它是关于我们为什么对研究时间有兴趣的？进行了哪些研究？怎样发现它影响了我们生活中所做的大部分事情？
五个主要生活经历铸就了津巴多对时间产生的浓厚兴趣，这就是：出生于贫苦家庭，童年长时间的生病，生活在一个意大利的家族中，慈爱的小学老师对自己的护佑，在斯坦福大学指导监狱实验。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中，津巴多会对自己生病的经历多讲一点，但在这里，是他对其他经历的一些回忆。
20世纪30年代，我成长在纽约犹太区南部布伦那斯，我和童年的玩伴虽然缺乏玩具和书籍，但我们有可爱的人陪伴——家人和伙伴。不上课或者闲在家时，我们时常一起在大街上嬉戏。我们一起改进传统的小游戏或者干脆发明新的玩法，这样使它变得更有趣。棍子球和垒球一直是我们的最爱，从来都没厌烦过。
我这个来自西西里岛的家族崇尚一切传统而美好的事物，并对佳肴美酒及音乐很感兴趣。我喜欢熬夜参加家庭聚会。这时，我父亲就会弹奏曼陀林，祖父弹吉他，叔叔和表姐会弹奏吉他或其他乐器来伴奏。他们还会唱一些大家熟悉的古老歌曲，直到手指弹得僵硬甚至有血丝渗出才结束。这些歌曲常常勾起我对美好时光的回忆。我们可爱的家族成员现在已经各奔东西，但这些记忆依旧历历在目。
纵然我家如此的亲密团结，但由于我的父母没受过正规教育，所以像那时从南部迁来的有些人一样也不重视正规的教育。他们之所以去学校仅仅慑于法律的约束，一旦达到工作年龄，他们立即辍学打工。由于他们的技术差而且没有学历，他们就靠做暗无天日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幸运的是，我那些小学老师总是对我循循善诱，一方面教育我要学习家人乐观而积极的生活态度，一方面又教育我要超越他们。老师的教诲使我明白：努力工作是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成功的唯一途径。我喜欢学校，那里窗明几净、秩序井然，而且耕耘过后就可以看到秋天收获的场景。在那里，遵循老师的要求，你就可以得到金星和铅笔的奖励，甚至还可以坐到教室第一排象征荣誉的座位。那些慈爱的老师使我不再沉迷于即时满足，而是以延迟满足的方式来赢得更大的奖励。这让我能做到先写完学校或家庭作业，然后再去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老师更像传教士，指引我们如何生活。
这些经历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鞭策着我到今天。
1971年，我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做了一项现在看来是声名狼藉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实验想研究社会处境对普通人行为影响的力度。更具体点说，就是一个好人是怎样被引导着对他人作出坏事的。我把学生分成两组：一组为囚犯，另一组为狱警，并把教学楼下面的地下室设计成模拟监狱。我作为这所斯坦福监狱的主管，从中得到了有关时间的另一个有价值的收获。
虽然这些假扮犯人的学生知道自己只是这个实验中的一个临时角色，但他们没有按照实验假设的那样有反抗的行为，他们只是像被套牢的羊羔一样。实验允许“狱友”之间通过闲聊自己以前的身份或者表达自己对实验结束以后的未来期待，来摆脱监狱里阴沉凄凉的折磨，但他们很少这样做。相反，心理学家通过分析窃听的电话录音，发现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抱怨当前恶劣的环境，比如难咽的食物、粗暴的狱警、监狱里劳累的义工及内心的孤独无助等。由于他们没有跟狱友说过自己被抽到扮演囚犯之前是什么样的背景，也没有表达对未来的憧憬，所以除了共同感受身份降低的羞辱感，他们彼此之间一无所知。这些让我很惊讶，他们的想法竟与我儿时的想法有天壤之别。儿时我生活在贫苦的环境里，但我对未来的憧憬却是非常美好的。我甚至还要从当时艰苦的环境中探索出一切尽可能的乐趣，而相比这些囚犯只是消极地关注监狱中的黑暗日子，于是他们很快绝望地将自己监禁起来。
我们长期以来持有的身份如何被很快地改变呢？是什么使不同的人对处境有不同的反应呢？为了寻求答案，我开始了时间观的研究。当1994年博伊德加入我们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时，他对我在时间方面的早期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我们一起发展了一个时间观的可靠、有效的测量方法。经过30年的研究，博伊德和我的理念已经影响到全世界的研究者，并且我比以前更加确信时间观是对人类思维、感觉以及行为的最有力的影响之一。
让我们听听博伊德对时间的个人叙述：
一种天性与教养的独特结合指引我通向“时间”。我天生害羞、内向，早年在加州的塔霍湖度过，和想象中的牛仔、印第安人做朋友。上幼儿园时，我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小学任教，我和家人一起搬到了洛杉矶。这里的城市环境与我熟悉的塔霍湖相去甚远，我童年那种遥远和隔绝感没有了，我花了一阵子来适应大城市的喧嚣以及真实的人们。
一天，母亲来幼儿园接我去赴约，课间她在操场上找不到我。她警觉起来，回到教室问老师我在哪里。“你找过操场中间的树吗？”老师说道，“他大部分课间都在那里，看其他孩子玩。”在沥青地面中间的孤立的树上，妈妈终于找到趴在树上的我。我现在不在树上待这么久了，但我仍旧着迷于人们的行为，思索着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他们会那样看待自己的生活。
和津巴多一样，公立教育对我的时间观起了很大作用。我感觉到时间在教室及家里的影响。我的双亲都是从事公立教育而且事业成功的人。我母亲是教育学博士，父亲是硕士。他们以公立学校的老师开始职业生涯，以校长或主管结束。由于他们的影响以及我自己的学术兴趣，我形成了未来导向，这与津巴多差不多。
我18岁时，我的父母在结婚20年后离婚。我很震惊，也很迷茫。我期望用之后的20年工作，获得我父亲放弃了的生活。可他突然似乎想要不同的东西，这些事变得不再有意义。在一次难忘的谈话中，我问父亲是什么改变了他像我一样大时到现在40岁的人生。他极其诚恳地做了回答，但是人们并不总是知道他们为什么变了。有时他们就是这样做了。他和我想到的最好的答案就是：他一直拒绝改变，但他不能继续下去了，要做真实的自己。在那一天，我下定决心，到40岁之前，都不拒绝改变。我下定决心，每天有一些小的“中年危机”，以期望避免到了40岁后更大的一个中年危机的出现。
现在我要40岁了，在某种程度上我的规划奏效了。我没能避免自然而然伴随着年龄发生的一些改变，但是我已经能更好地接受18岁到40岁的转变。我学会了不跟时间作对，而是顺应时间的序列。我结婚后，努力接受婚姻及我自身的改变。虽然我避免了对突然的、戏剧化的改变的欲望，但我继续工作，倾听来自其他方面的建议。我喜欢钓鱼、木工、旅行以及和亲友待在一起，有时未来的时间导向仍旧会妨碍我享受当下。
坦率地讲，我追求了我的热情，它包括了心理学、时间、技术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我最初在斯坦福的心理学研究实际上是企图解释人们为什么有时会做一些常被认为疯狂的事情——比如自杀性爆炸。我推测这些答案既不是俗套的，也不是单纯的，它们必须以高度的个人对时间的视角以及人们在其中的位置而展开。我发现心理学的许多领域忽视了对未来信念的影响，因为这种信念与宗教紧密联系，而宗教在主流的心理学中近乎禁忌。从根本上说，我的工作验证了津巴多的早期工作，并将其扩展到了未来，你们会在第6章看到。在过去的14年，我们一直都在合作研究。自从我们认真地开始研究，总共已走过了52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访谈，并与成千上万的学生及实验被试合作，来发展时间的研究。
这是一本指引你投资未来的书。时间很重要，不管你是谁，住在哪，年龄多大，或者你做什么；不论你是独自喝茶，还是国家领导，时间都很重要；不管你是单身母亲、执行官、教师、学生，或囚犯，时间都很重要；不论你是个放松的快乐主义者，或是精力充沛的工作狂，时间都很重要；你的时间是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