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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骑了55分钟自行车，做了10~15分钟的瑜伽以后，突然所有的重要灵感都来了。我把30分钟或1小时看成一天中最有价值的时刻。
谷歌“搜索引擎和使用者体验部”副总裁、执行官玛丽莎·迈尔（Marissa Mayer）自述：
我不认为自己的信息超负荷，我甚至喜欢它。我用Gmail作为我的个人E…mail。一天15~20封E…mail。但是我工作的E…mail，我每天要收到700~800封，我需要信息交流的快速度。我用马拉松电子邮件和别人及时交流，有时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我会坐下来一口气发10~14小时的E…mail。
我对速度很敏感。例如，在使用硬盘数字录像机时，我觉得自己把生命中很多时间都浪费在看那个“请等待”的信号了。我特爱我的手机，但当你接电话说“喂，喂”时，它总会有1秒的耽搁。
我曾经尝试找出怎样使时间由非生产性的变成生产性的。如果我开车到了某个地方，我会打电话与我的家人或朋友联系。或者当我在排队等候的空闲时间里，我会摸出手机，把某些事办好。
平均每周，我会有70个左右的会议或晤谈，可能一天要工作7~10小时。星期五的6点左右，我会去旧金山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以上案例中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中都是顶尖人才。很难想象他们中的谁比谁更成功，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对待时间的态度大不相同。你觉得哪个人把时间用得最为明智？谁的一天与你的一天类似？谁的一天是你最想拥有的？这些使你感觉怎么样？你的回答能判断你的时间观类型。
如果你是一个未来导向的人，我们期待着玛丽莎·迈尔的描述会使你产生共鸣。她是成功的美国人生活的缩影。她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勤奋工作达到了她的目标。她每天承受着接收电子邮件的沉重负担和长时间的工作，是她骄傲的徽章。她用“数字”描述她的一天：接受E…mail的数量、工作的小时数以及等侯的秒数。她的每周、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是被计划好的，包括每一秒都被计算在内。对她来说，无产出的时间就是浪费的时间。“时间与动作”的信奉者泰勒将为玛丽莎而感到自豪。
如果你是一个现在导向的人，我们期待着你能认同温顿·马萨利斯。他也是一个美国人成功的典范，他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能为追求“未来”目标长时间地工作，而是因为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在”的音乐中。温顿说他的一天都沉浸在爵士乐的激情当中，因为爵士乐，他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即时即兴的。他是如此地沉浸于自己的“激流”中，以至于他懒得去学那些与未来导向有关的器具和技能，比如电脑、E…mail、日程规划等。然而，他那经过长时间练习而打磨出的才华，却能使他有资格去雇佣别人去处理他的约会、E…mail和日常生活中与未来导向有关的其他各种杂事。
比尔对时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风格的，介于温顿和玛丽莎之间。像玛丽莎一样，比尔会工作很长时间，并且将他的一天用数字来描述。但是与玛丽莎不同的是，比尔能有意识地用点时间使自己脱离那个“死板的工作流程”，而由此他就像温顿一样，通过练习他的瑜伽进入自己的“激流”中。对于比尔来说，技术是必需且极为有用的工具，但是它仅仅如此。技术（包括为技术而投入的时间）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生命活动和商业活动就像马拉松长跑。就像第一个跑完马拉松死去的那个希腊勇士一样，所有人和许多商业公司都会死在这场长跑的终点。无论如何，在现在与终点之间，你能做一些新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或必须做。评估你如何处理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你今天想要什么？明天想要什么？你如何平衡它们？季度收益确实重要，但待在监狱外边也同样重要。只关注现在会导致我们走向个人破产，而只关注未来会鼓励我们把新东西、新发明看得比简单的享受和快乐更重要。回顾那些我们在第5章介绍的成功的中层管理人员，他们说，尽管他们有地位和物质财富，但他们的个人生活都是空虚的。谁想把这些写在自己的墓碑上？问一下自己你今天想做什么？你如何分配这个周末的时间？不要问你今天必须完成什么任务，或者在花点时间享受之前还必须承担什么义务。要不断地问自己这类大问题：我从自己的生活中真想得到什么？我所做的能否使我得到我所要的？达成目标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时间的政治
作为社会中的人，在礼节性的交谈中我们会避免政治辩论，我们只在那种能够承受激烈争斗的人际关系中来进行政治辩论，或者与那些我们想疏远的人进行政治辩论。如果你像我们一样，你也是慢慢学会这样做的，但有时候你还会忘记这样做。毫无疑问，你还忘了一个热烈的政治 “辩论”，请想一想人们在政治方面的两种极端表达。第一，“他们真相信它吗？”——他人信念的背后隐藏着坏想法，常使我们困惑又沮丧；第二，“他们怎么连这样清楚的事都看不到呢？”——他们的看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甚至可能是疯狂的。
我们也会想：经过了我那样中肯的详细阐述之后，他们怎么就看不到我观点中的逻辑性和道德性呢？如果有人能给我们摆清事实，我们一定会采纳他的观点。而且，我们会满怀感激地那样做！终于，我们会为对手的天真幼稚（假如我们不说他们是愚蠢透顶的话）而惊讶不止，因为他们对我们英明而又正确的观点一直无动于衷。当然啦，他们对我们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为什么政治辩论总是没有什么成效呢？虽然，几乎没人对这个课题做过研究，但我们认为，时间对政治议题和政治争辩的效应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理解这个效应，就能让我们洞察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政治观点，也可以提供解决冲突的机会。
时间观冲突是政治运行的核心。1979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摩司·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发表了一个简单而有趣的研究报告：如何看待现在和如何期待未来这两个因素对人们的选择有什么影响。为了说明他们的前景理论， 他们要求被试想象在抛硬币赌博中输掉了100美元赌注。你选择正面，结果它是反面。那个赢了赌注的朋友提议再赌一次，赌注是翻倍或抵消。如果你接受，又喊错了，你就欠你朋友200美元了。如果你接受，但喊对了，就抵消刚才输掉的100美元，不欠朋友一分钱了。如果你愿意赌第二次，欠200美元和一分不欠的概率各有50％。因此，第二次赌博的期待效益就减少了100美元，而这正是你刚才第一次赌输后欠你朋友的钱数。因为接受和不接受第二次赌博的期待后果都是同样的（减少100美元），你应该有同样的可能性去接受或拒绝第二次赌博。但现实中，就有不同了，你更可能接受第二次赌博。和承受真实损失的100美元相比，你更愿意去冒险损失200美元。
在这个例子中，现在的情况是赌输了第一次，你损失了100美元。未来的情况会出现两种可能的结果，每一种出现的概率都一样。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表明人们宁愿去冒险也不愿承受确切的损失。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话来说，在损失的情况下，人是寻求风险者。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第一次赌博你赢了100美元。你那输钱的朋友叫你翻倍或抵消。如果你接受第二次赌博，有50％的概率你会赢200美元，50％的概率你什么也赢不到。期待的可能后果又是相同的，即100美元。因为新赌局的期待效益等同于你之前赢得的价值，你应该有同样的可能性去接受或拒绝新赌局。理论上，你接受或拒绝第二次赌博的可能性没有不同。现实中，你又表现出不同了，你更可能拒绝第二次赌博。
在这个例子中，现在的情况是你从第一次赌博中获益了，赢了100美元。将来的情况包含两种可能的结果，每种结果发生的概率还都是一样的。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表明，在收益的情况下，人一般都是规避风险者。这意味着，在有了确切的收益之后，人就会避开风险。
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中，他们创造了一个虚拟情境，在该情境中，人们能够很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比如，他们知道他们刚刚赢了或输了100美元。“赢家”和“输家”面临一个未来的不确定的选择。尽管有这种不确定性，但人们知道未来仅有的 “正面或反面” 两种可能后果